王韬（1828—1897），原名畹，字利宾，号兰卿，后改名韬，字子潜（紫诠），号仲弢，晚年自号天南遁叟，江苏长洲（今苏州）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成了秀才，次年应闱试，不中，遂绝科举之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在上海受英人麦都思之邀，至其所办墨海书馆参与编校工作，历时13年。同治元年（1862）因上书太平军而为官军所察，以“通贼”论，乃更名而逃亡香港，开始了漫游生涯，逐步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思想。同治十三年（1874），他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发表政论、史论，宣传变法自强的主张，成为中国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之一。他先后游历了英、法、俄、日等国。
王韬晚年回忆起他的“逍遥海外作鹏游，足遍东西历数洲”的情怀说：“于是登宗悫引风之筏，乘张骞贯月之槎。将东泛乎扶桑，西极乎阿兰。”“经历数十国，往来七万里，波涛助其壮志，风雨破其奇怀，亦足豪矣。而尤足以快意肆志者，余之至泰西也，不啻为先路之导，捷足之登。”[26]他在当时，确是罕有的“曾经沧海，遍览西学”的中国学人。这使他有可能写出《法国志略》、《普法战纪》、《扶桑游记》、《漫游随录》等书，从而在中国近代史学上成为研究外国史地的先驱之一。
《法国志略》初撰本，作者取资于日本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参考《西国近事汇编》，“不足，则复取近时之日报，并采辑泰西述撰有关于法事者”。作者对于冈千仞所译法国人所著的3本法国史《法国史要》（1866）、《近古史略》（1869）、《法国史》（1870），亦曾披阅，认为其“尚属简略，摭拾他书以补之”（详凡例第1条、第3条），可见作者在法国史的研究上视野的开阔和采辑的丰富。作者撰述《法国志略》的目的，在《原叙》、《凡例》和《重订法国志略·序言》中都反复予以说明。在《原叙》中，他说：“两经法都，览其宫室之雄丽，廛市之殷阗，人民之富庶，兵甲之盛强，未尝不叹其外观之赫耀也；及徐而察其风俗之侈靡，习尚之夸诈，官吏之骄惰，上下之猜忌，亦未尝不虑其国不可以为国，而初不料一蹶不振如是之速也！”“吾愿欧洲诸国以法为鉴焉可也，特余志法之意。”可见他的撰述目的，是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他又指出：“更有进于此者，法通中国已三百余年，于泰西诸国为独先，名流硕彦接踵东来，无非借天算格致以阴行其主教，其势几至上动帝王，下交卿相，有明之季，靡然成风，实足为人心学术之隐忧，流弊至今，亦缓通商而急传教，中外龃龉，率由此起。”这些话，对于当时中国、法国的情况，都是切合实际的。20年后，作者在重订本《序言》中，除进一步从国际关系方面指出了法国历史的变迁外，还突出批判了路易十四的“据无上之尊，肆无限之权”，以致“国人愤郁，渐至放恣。此所谓川决而堤溃，其势使之然也”。这反映了作者对君主专制政治的批判态度。此外，作者尤其强调了这样的见解：“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又说：“欧罗巴列邦于明万历年间已来中国，立埠通商，聚居濠镜。逮《明史》作传，犹不能明法兰西之所在，几视与东南洋诸岛国等，是其于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尚未寓目，况其他哉？宜其为远人所致诮也。”作者从欧洲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中国人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紧迫性，“固陋自安”则人无以自奋、国无以自立。他联想到清修《明史》时，人们还说不清楚法兰西位于何处，不禁感慨万千。这是王韬撰写《法国志略》的更深层的原因。
《法国志略》突出地反映出作者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态度。作者在卷五《波旁氏纪》文末以“逸史氏王韬”名义发表议论，指出法国国王之所以祸国、亡身者，“顾迹其祸之由来，不能和众而得民心，自恃居民之上，而好恶不与民同，怨之所及，足以亡身。故厉王监谤，卒流于彘。法之失政，履霜坚冰，非一朝夕矣，路易至是，遂受其殃。法人弑王，而叛党旋覆；英人弑王，而高门士亦随灭。不独天道好还，而亦可以观世变矣。然则为人君者，其可逞欲而妄为哉！”这些见解并不都是正确的，但他对君主专制是持否定态度。这从作者在本卷中对路易十四的专横、路易十五的奢**的记载中看得很清楚。作者对“路易十六新政”表示赞赏，说他“大矫旧政之弊”；而对路易十六之“从容就死”，深致同情。这又表明作者是称道君主立宪而不赞成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行动。作者向往君主立宪制度，还表现在他对拿破仑第一和拿破仑第三的评价上。他引用日人野口之布的话说：“古今英雄规模宏远者，往往不留心于细务，独仑帝攻略之暇，用心吏治，定五法、创诸学，精到周详，各国奉为模范。仑帝洵高出他英雄上哉。千百世下，犹令人闻风兴起焉。”[27]作者以极大的兴致记述了拿破仑第三之被“公举为总统”和“终升帝位”，记述了他的种种作为，对他在“普法交兵”中遭致失败颇致惋惜之情，并历数他的许多“政绩”，说是“其所措施，裨益于人世者，不暇枚举”（均见卷七）。作者在《凡例》第9条中指出：“法兰西素以文明称，制度文物之备，宫室衣食之美，诸国莫能及焉。拿破仑出，更定法律，其精审为欧洲冠。”可以说，向往、宣扬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是《法国志略》的主要历史观点。
本书卷十六至卷十七《广志》上下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近代法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面貌，反映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作者赞美法国的国会制度说：“国会之设，惟其有公而无私，故民无不服也。欧洲诸国，类无不如是。即有雄才大略之主崛起于其间，亦不能少有所更易新制、变乱旧章也。”他还称道上下两院议员的“公举”之法，认为“其进身之始，非出乎公正则不能得”[28]。作者在《志车路（附电线）》中，叙述了欧洲各国铁路交通和电报通信的情况，惊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迅速变化，他写道：“车路之建不过五十年，电线之行亦不过三四十年，而甚已如此，飚发风驰，遍于各国，抑何速也！”他认为这两项技术的发展，“必相辅而行，互为表里”，“而藉以觇国势之盛强焉”（卷十七）。作者还记述了1878年5月法国巴黎博览会的盛况（卷十），记述了1253年路易第九派人“始通中国”的情形（卷十八）等。《法国志略》以不少篇幅叙述了法国的外交、贸易、通商、殖民等活动。
《法国志略》不同于《海国图志》，它详细记述了一个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现状，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在当时取得的进步，也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点和社会理想。
王韬在完成《法国志略》初撰本的同年，还编撰了《普法战纪》一书。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刚刚结束，王韬随即“摭拾其前后战事，汇为一书，凡十有四卷”[29]，刊行于世。他如此关注这次战争的记载，无疑是他有志于法国史研究的继续。他指出：“观夫普法战争之际，而求其盛衰升降之故，成败胜负之端。”[30]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已陷于多事之秋，民族危机日甚一日。所谓“盛衰升降之故，成败胜负之端”，他想到的自然不只是“欧洲列帮”，还有“中原天地”[31]。这跟他在《法国志略》中反复强调“君民共主”，以国宪定君民之分，是同一个道理。光绪十二年（1886），王韬根据继续搜集到的有关文献，重订《普法战纪》，增为20卷。《普法战纪》初撰本在19世纪70年代传入日本，受到日本学人的重视，这是他后来应邀东游扶桑的一个原因。[32]
《扶桑游记》和《漫游随录》二书，是游记性质的著作。前者是关于日本的游记；后者所记不限于外国，但主要是记作者游历欧洲的见闻。这两部书，在反映外国历史和现状方面，也有一定的价值。
《扶桑游记》3卷，作者记其光绪五年（1879）的日本之游，日记体，起三月初七，迄七月十五，有七月初八撰于日本的自序。当年（即明治十二年），日本报知社印行上卷，翌年出版中卷、下卷。书首有重野安绎序和中村正直序，书末有龟谷行跋、平安西尾跋和冈千仞跋，语多论及王韬《普法战纪》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作者《自序》说，此行是应日本友人“以为千日之醉，百牢之享”之邀，“敢不惟命是听”。故在日期间，“壶觞文会，文字之饮，殆无虚日”，“日所游历，悉纪于篇，并汇录所作诗文附焉”。与王韬所交游者，多是拥护明治维新的一派人物。他们所讨论的，除诗文、撰述外，就是时势、西法。四月初二记冈鹿门（千仞）的话说：“方今宇内形势，以俄为急。时人比俄于战国之虎狼秦，而实为今日亚细亚洲之大患。”四月十九记与西尾鹿峰论及中西诸法，王韬认为：“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则合之道矣。”五月初二记其评论冈本监辅所著《万国史略》，认为“有志于泰西掌故者，不可不观。”又不无所指地发表议论说：“余谓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时值中国洋务派活跃时期，此言当有所指。这从四月初二记与重野、鹿门笔谈看得十分清楚：“重野谓予曰：‘或序先生之文，谓为今时之魏默深。’”“余曰：‘当默深先生之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惜昔日言之而不为，今日为之而犹徒袭皮毛也。’鹿门曰：‘魏默深血性人耳，得先生继起，而后此说为不孤矣。’”所谓“壶觞之会，文字之饮”，实关乎兴衰、改良之旨。在日本友人中，冈千仞可称得上是王韬的知心之交，他跋《扶桑游记》说：“盖先生慨欧人眈眈虎视，亲航欧洲，熟彼情形，将出其所得以施之当世，而未有所遇。”“以有为之才，处多故之世，一朝风云，去泥土，冲云霄，霈然膏雨，使万生仰苏息之恩，先生盖其人也。”这话，道出了王韬的漫游与撰述之旨。
《漫游随录》3卷，凡记51事，每事以4字为目。诠次、编订于光绪十三年（1887），原有图80幅。所记，由故里而他乡，由中国而欧洲，约起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止于同治九年十二月（1871年1月），自苏格兰回至香港，首尾20余年。其中，三分之二是游历英、法两国的见闻。此书所记，虽有不少琐闻细事，然于英、法两国文物制度、科学技术、社会风貌多有实录，并往往联系到中西比较，发其感慨。卷二《制造精奇》记：“英国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气学、光学、化学、重学为实学，弗尚诗赋词章。其用可由小而至大。如由天文知日月五星距地之远近、行动之迟速，日月合璧，日月交食，彗星、行星何时伏见，以及风云雷雨何所由来。由地理知万物之所由生，山水起伏，邦国大小。由电学知天地间何物生电，何物可以防电。由火学知金木之类何以生火，何以无火，何以防火。由气学知各气之轻重，因而制气球，造气钟，上可凌空，下可入海，以之察物、救人、观山、探海。由光学知日月五星本有光耀，及他杂光之力，因而创灯戏，变光彩，辨何物之光最明。由化学、重学辨五金之气，识珍宝之苗，分析各物体质。又知水火之力，因而创火机，制轮船火车，以省人力，日行千里，工比万人。穿山、航海、掘地、浚河、陶冶、制造以及耕织，无往而非火机，诚利器也。”作者仅以数百字，几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及其功效概括无遗，其观察思考之深，可以想见。当然，这些都是“诗赋词章”所不能达到的。卷三《游博物院》记英国所铸大炮性能之佳后，作者写道：“倘我国仿此铸造，以固边防而御外侮，岂不甚美？惜不遣人来英学习新法也。”又同卷《苏京琐记》记参观一印书馆，“浇字、铸板、印刷、装订，无不纯以机器行事”，“苟中国能仿而为之，则书籍之富可甲天下”。王韬在英国曾多次发表讲演，“宣讲孔孟之道”，吟诵唐人诗文，听众为之倾倒，使其颇有“吾道其西”之慨（《英土归帆》），反映出中西文化交会、互补的意识。
《扶桑游记》多论及形势、时政，《漫游随录》多谈到科学技术，它们是对《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之撰述宗旨的饶有兴味的补充。这四部书，集中反映了王韬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察和研究外国历史、地理、现状及科学技术之应用的成果。在当时，能够取得这些成果的人，在近代史学上确乎是凤毛麟角。
王韬东游日本时，曾会见了当时正在日本的黄遵宪，多次“剧谈”，志为同道。恰在王韬《漫游随录》诠次成书之年，黄遵宪写出了《日本国志》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