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阮元在历史文献学上的成就

阮元在历史文献整理方面的成就和龚自珍历史思想的时代特色，反映出清代前期史学发展的最后一幕。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死后赐谥文达，后人多称他文达先生。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另有别名、别字、别号多种称呼，清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们的卒年，中国已进入了近代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中国古代史学上最后两位有影响的史家。

从史学来看，阮元“是一个史料辨析者”，他采用由训诂字义以明义理的治学方法，“广泛地引申于历史材料的判别”[114]，在历史文献学上取得了突出的贡献。举凡目录、版本、校勘、辑佚、金石文字，以及在整理、编辑文献的方法和对于有些文献的阐发上，都取得了那个时代足以引起人们关注的成就。

阮元在校勘学上的成就，使他在当时的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望。这突出地表现在他撰写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243卷这一著作上。他撰此书，仿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体例和要求，参考唐石经及宋、元各种版本，详加校勘，首尾历20年之久乃成。阮元认为，此书做到了“异同毕录，得失兼明”，堪称“我大清朝之《经典释文》也”[115]。他为《校勘记》所撰的13篇序，对各经注疏源流、得失，版本优劣、真伪，校勘的根据和方法，均有所说明，在历史文献学上的价值尤为突出。

阮元极重视文献的版本，他在这方面的主要成绩是主持刊刻了宋本《十三经注疏》和《太平御览》这两部大书。他与友人合作，整理、刊刻《太平御览》的原则是“全依宋书不改一字”，认为：存《御览》一书，“即存秦汉以来佚书千余种”，实为“宇宙间不可少之古籍”[116]。阮元详考《十三经注疏》版本源流，指出“十行本为诸本最古之册”[117]，乃以家藏“十行本”为主，参照他人善本，在卢宣旬、黄中杰等协助下，历时19个月，刻成宋本《十三经注疏》，并将所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分别附于各经之后。这被誉为是一件“盛事”，是阮元“嘉惠士林之至意”[118]。阮元在主持校刻这两部大书的过程中，非常强调后人不应“凭臆擅改”古书，“俾后之学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据”[119]。这足以看出他治学的严谨和对后人负责的精神。

阮元在金石文字的搜集、整理、研究方面，成就亦多，自称做了10件事，如编订《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撰《积古斋钟鼎款识》等（《金石十事记》，见《揅经室三集》卷三）。他认为，金石文字“所可以资经、史、篆、隶证据者甚多”[120]。阮元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待金石文字的。龚自珍评论说：“公谓吉金可以证经，乐石可以劻史。”[121]

阮元在历史文献学上的成就，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他虽然扮演了总结18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但他在学术思想上又具有“汇汉、宋之全”[124]和“持汉学、宋学之平”[125]的特点。他在经学方面较多地总结了清人的成果，而在历史文献学方面较多地继承了宋人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