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论“史意”与“别识心裁”，是《文史通义》对《史通》之继承和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史通》和《文史通义》都是通论史学的专书，大抵说来，前者着重史书内容和形式的评论，后者着重于史家撰述思想的评论。章学诚的书，顾名思义，其意在于“义”。对于这一点，他是十分强调的，指出：“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104]寥寥数语，道出了他同刘知幾在史学评论上的异趣。所谓“截然两途，不相入也”，未免言之过分，说得太绝对了，因为他同刘知幾之间毕竟还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尽管如此，他提出“史法”和“史意”这两个史学理论范畴的区别，还是反映出了唐宋迄于清代前期史学评论之发展上的主要特点。对此，章学诚曾做过这样的概括，他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可见，他对这一发展看得很清楚。

章学诚重视史意的思想，贯串于《文史通义》全书之中，但也有论述得比较集中的地方。他在《言公》上篇中写道：“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自谓窃取其义焉耳。’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105]他在《申郑》篇中进而指出：“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106]由此可以看出，章学诚所说的“史意”，本上承于孔子所说的“义”。在上引两段文字中，章学诚强调“事”与“文”都是用来表现“义”，即认为史事与文采是反映一定的历史思想的途径和形式。因此，“史家著述之道”，当以“义意所归”即以一定的历史认识和思想境界为追求的目标。联系上文所述，在章学诚看来，“史识”是史家的具体论断，“史意”则代表着史家的思想体系。这从他下面的一段论述中也可以得到证明，他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107]他说的“家学”，是他所阐述的自《春秋》以来的、能成“一家著述”的史学家法的传统。他在这里对于“义”的发挥，实际上已包含着对司马迁、杜佑、司马光、郑樵、袁枢等人之撰述思想的总结，这在《释通》、《申郑》篇中有精辟论述。据此，可以把章学诚所强调的史学之“义意所归”的思想，概括为如下几个要点：一是明大道，二是主通变，三是贵独创，四是重家学。其中贯串着尊重传统而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创新精神，而“别识心裁”、“独断于一心”正是这个思想的核心。章学诚论“史意”，其要旨大致如此。

“史意”的积极精神在于创新，故章学诚于“别识心裁”屡屡有所论及。他认为自马、班、陈、范以后，纪传之史“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则近乎于“科举之程式”[108]。这是批评“正史”在发展中缺少“别识心裁”的史家。他称赞郑樵继承《史记》的事业，“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109]。他比较郑樵和马端临说：“郑樵无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独断之学，君子于斯有取焉。马贵与无独断之学，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110]所谓“独断之学”也就是“别识心裁”。他自谓撰《湖北通志》，“遂用别识心裁，勒为三家之学”[111]。由此看来，所谓作史“义意所归”，其生命力即在于史家的“别识心裁”。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提出的史学理论问题不限于以上三个方面，他如“六经皆史”说（《易教》），关于通史的理论（《释通》），关于“知人论世”的史学批评方法论（《文德》），关于历史文学的理论（《文理》、《古文十弊》）等，也都是重要的理论问题。《文史通义》中的《原道》三篇，是阐述历史思想的名篇。他的《校雠通义》是一部系统的历史文献学的理论著作，其中《原道》篇结合社会发展总结了历史文献发展的规律，《宗刘》以下各篇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总结了古代历史文献学的成就。章学诚是全面总结中国史学理论的最后一个杰出的古代史家，他的《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在基本体系之发展上的终结。

章学诚同乾嘉时期的考史学者一样，都没有摆脱“六经”的藩篱。他也力主史学的经世致用，但他在历史批判精神方面较之于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却又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