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是对先秦古史做系统考证的第一人，这是他不同于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的地方。《考信录》一书倾注了崔述毕生的心血。他撰写此书，萌念于青年时期，创始于中年，而在66岁时即嘉庆十年（1805）成书。《考信录》的含义，取《史记·伯夷列传》“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之意。全书36卷，包括前录2种4卷，即《考信录提要》2卷、《补上古考信录》2卷；正录5种20卷，即《唐虞考信录》4卷、《夏考信录》2卷、《商考信录》2卷、《丰镐考信录》8卷、《洙泗考信录》4卷；后录5种12卷，即《丰镐考信别录》3卷、《洙泗考信余录》3卷、《孟子事实录》2卷、《考古续说》2卷、《考信附录》2卷；另有翼录4种10卷，即《王政三大典考》3卷、《读风偶识》4卷、《古文尚书辨伪》2卷、《论语余说》1卷。

崔述的历史考证方法，是宗经而疑传注、诸子、杂说等对于历史的解释和杜撰。崔述受家学的熏陶与启迪，把经文与传注分别看待，又以经文为准而看出了历代传注、诸子、杂说中有许多可疑的地方，于是产生出对经文以外诸书关于古史说法的怀疑；由怀疑而辨伪，由辨伪而考信。他在《考信录提要》卷下中自述其考辨古书的经历说：“余少年读书，见古帝王圣贤之事往往有可疑者，初未尝分别观之也。壮岁以后，抄录其事，记其所本，则向所疑者皆出于传记，而经文皆可信，然后知《六经》之精粹也。唯《尚书》中多有可疑者，而《论语》后五篇亦间有之。私怪其故，复加检阅，则《尚书》中可疑者皆在二十五篇之内，而三十三篇皆无之，始知齐、梁‘古文’之伪；而《论语》终莫解其由。最后考《论语》源流，始知今所传者乃汉张禹汇合更定之本，而非汉初诸儒所传之旧本也。至于《礼记》，原非圣人之经，乃唐孔颖达强以经目之，前人固多言之，余幼即饫闻之，更无足异者矣。由是言之，古人之书高下真伪本不难辨，但人先有成见者多耳。”[88]王、赵、钱三家的历史考证，或十七史、或二十二史，不存在真伪问题，只有是非、正误的考证。崔述的历史考证，范围在于先秦《六经》所述古史踪迹，故于晚出的《六经》之外的一些关于古史的说法和描述，便有考证其真伪的必要。崔述提出的这个理论问题，在史书辨伪上和在历史认识上，都有宝贵的价值。

崔述历史考证方法，是由辨伪书进而辨伪史。关于这一点，他在《补上古考信录·提要》中阐述得十分清楚。他指出《周官》所谓“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说法的不可靠，认为这是战国以后人的附会；他批评孔安国《伪尚书序》对“三坟”、“五典”的解释和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的臆说；他以《论语》和“孟子溯道统”为证，证明“尧、舜以前之无书也明矣”；他天才地指出“必无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以情度之，亦当至唐、虞以降然后有史书也”；他认为《易传》、《左传》虽也说到包羲、神农、黄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后人所追记。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铺张也”，《史记》始于黄帝，“然犹颇删其不雅驯者，亦未敢上溯于羲、农也”，这是比较谨慎的。他指出：“《国语》、《大戴记》，遂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舛驳不可胜纪。加以杨、墨之徒欲绌唐、虞、三代之治，藉其荒远无征，乃妄造名号，伪撰事迹，以申其邪说；而阴阳神仙之徒亦因以托之。……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益杂，又推而上之，及于燧人、包羲。至《河图》、《三五历》、《外纪》、《皇王大纪》以降，且有始于天皇氏、盘古氏者矣。于是邪说诐词杂陈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而唐、虞、三代之事亦遂为其所淆。”[89]崔述的这些辨伪和分析，是从许多方面考证出来战国以后尤其是西汉以后一些“铺张上古为事”的文字，是不足为据的，它们紊乱了人们对于古史的认识，“岂容默而不言”！为恢复上古信史面貌，崔述提出了原则性的看法：“窃谓谈上古者，唯《易》、《春秋传》为近古，而其事理亦为近正；以此证百家之谬，或亦有不可废者。故余杂取《易》、《春秋传》文，以补上古之事。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90]这个思想，正是《考信录》的根本宗旨。《考信录》各篇围绕这一个重大历史问题而展开，其辨伪、考信，有所向披靡之势，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91]

《考信录》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上有重大的贡献。崔述指出：“《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著有《三五历记》——引者）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且《左氏春秋传》最好称引上古事，然黄、炎以前事皆不载，其时在焚书之前，不应后人所知乃反详于古人如是也。”[92]在近代考古学兴起之前，他的这个认识是正确的。这个认识，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是有长久的渊源的。《文心雕龙·史传》曾予以总结说：“追述远代，代远多伪”，“文疑则阙，贵信史也”。崔述的贡献，是以严谨的辨伪、考证，发展了这个理论。

崔述的历史考证也有他的局限性。他坚守“考信于《六艺》”的原则，使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他终于不能大胆正视经文本身存在的矛盾，以致往往陷于为其解脱的境地。而“他根本的误处，是信古史系统能从古书中建立起来，而不知古书中的材料只够打破古史系统而不够建立古史系统”[93]。当然，从世界范围来看，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还根本谈不到严格意义上的原始社会史研究，“历史科学在这一方面还是完全处在摩西五经的影响之下”[94]；而中国的史前考古学，则在崔述卒后一百一二十年才开始兴起。如此看来，对崔述历史考证的局限性，是不好苛求的。

当王、赵、钱、崔在历史考证方面取得总结性成果之时，中国古代史学在史学理论方面也取得了总结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