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1 / 1)

《廿二史札记》全书36卷,补遗1卷,所考及论,上起《史记》,下至《明史》,包含全部《二十四史》;因《旧唐书》和《旧五代史》当时未正式列入“正史”,故名“二十二史”。此书是作者中年宦途受挫后,“闲居无事,翻书度日”[79]所著。它撰成于乾隆六十年(1795),并有刻本。嘉庆五年(1800)收入作者全集时,有钱大昕、李保泰分别所写的序文。赵翼在这书的“小引”中阐明他的考证方法是:“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同时,又表明了他对于历史评论的兴趣:“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廿二史札记》于考订诸史中特重视发挥对于历史的见解,关注于“治乱兴衰之故”,这是不同于《十七史商榷》的主要之处。清人李慈铭论《廿二史札记》说:“此书贯串全史,参互考订,不特阙文、误义多所辨明,而各朝之史,皆综其要义,铨其异闻,使首尾井然,一览为悉。”又说“其书以议论为主”,“盖不以考核见长”[80]。近人陈援庵先生论《廿二史札记》的撰述次第是:“每史先考史法,次论史事。”[81]这两段话,大致把握了《廿二史札记》的撰述方法和基本特点。

举例说来,其卷一至卷三,标目为“《史记》《汉书》”,从卷一起始“司马迁作史年岁”至卷二的“《汉书·武帝纪·赞》不言武功”,主要是论“史法”;自卷二的“汉帝多自立庙”至卷三结末“王莽引经义以文其奸”,主要是论“史事”。卷四、卷五为“《后汉书》”,卷六至卷八为“《三国志》《晋书》”,卷九至卷十二为“宋齐梁陈书并《南史》”,卷十三至卷十五为“魏齐周隋书并《北史》”,卷十六至卷二十为“新旧《唐书》”,卷二十一、卷二十二为“《五代史》”,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八为“宋辽金史”,卷二十九、卷三十为“《元史》”,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六为“《明史》”,大致都循此例。

赵翼考史的基本方法是“参互勘校”,这包括以每一史之纪、传、志、表的比勘、考校,也包括以相关史书的对比、考订。如其论“宋齐梁陈书并《南史》”即有如下条目:《南史》仿陈寿《三国志》体例、《南、北史》子孙附传之例、《南史》删《宋书》最多、《南史》过求简净之失、《南史》误处、《南史》增《齐书》处、《南史》与《齐书》互异处、《南史》增删《梁书》处、《南史》删《梁书》处、《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南史》增《梁书》琐言琐事、梁南二史歧互处、《南史》于《陈书》无甚增删、《南史》与《陈书》歧互处等(卷十至卷十一)。从这里可以看出,赵翼对于史书的考订,重点不在于文字的校勘,而在于史书所记内容的异同和得失,反映出他“贯串全史”的见识。

《廿二史札记》“以议论为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评论史事,一是评论史学。在评论史事方面,他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如: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卷二),汉使立功绝域、武帝时刑罚之滥、两汉外戚之祸(卷三),宦官之害民(卷五),六朝清谈之习、南朝多有寒人掌机要(卷八),宋齐多荒主(卷十一),江左世族无功臣(卷十二),魏孝文帝文学(卷十四),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徵、武后纳谏知人、唐代宦官之祸、中官出使及监军之弊、方镇骄兵、间架除陌宫市五坊小使之病民(卷十九、卷二十),等等。这些,不仅是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为后人研究历史多有启发,而且包含了作者继承顾炎武所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82]的经世致用思想。这就是赵翼说的“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此书精华,即在于此。在这一点上,它很接近于《读通鉴论》,似也可以看作是一部“读廿二史论”或“读正史论”。

《廿二史札记》在史学评论方面,因作者善于运用比较方法,故能持论平实,类似“《史》《汉》互有得失”(卷一)这样的议论,全书颇多发挥。又所论“宋、齐书带叙法”、“《齐书》类叙法最善”、“《南史》仿陈寿《三国志》体例”、“《南、北史》子孙附传之例”(卷九、卷十)、《新五代史》“书法谨严”(卷二十一),“《宋史》事最详”(卷二十三),“《辽史》立表最善”(卷二十七),“《明史》立传多存大体”(卷三十一)等,都是比较重要的史学见解。

钱大昕评论赵翼学术说:“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而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其“心地”有过人之处。这是从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两个方面评论了赵翼的学术。他又评论《廿二史札记》的特点说:“读之窃叹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论议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83]“论议之和平,识见之宏远”,确是赵翼史论的风格。所谓“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以及李保泰在此书序中说的“援古证今,指陈贯串”、“斟酌时宜,折衷往昔,其所裨于斯世者不少”,都是讲的赵翼史学的经世之旨。历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乾嘉时期的考史学派,只擅长微观的、具体的考据,既没有理论,又脱离社会。这种说法,至少是片面的,有重新认识的必要。钱大昕比赵翼晚出生二年,他的《廿二史考异》比起《廿二史札记》来,又另有一种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