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世贞的本朝史著述成就

明代的史学在晚明时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它的主要标志是：明代比较著名的史学家如王世贞、李贽、王圻、焦竑、谈迁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人；他们的历史著作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时代特点，在史学发展上占有一定的位置。这大致是指嘉靖、万历之际及其以后的明朝八九十年间的历史。这个时期的史学现象可称之为晚明史学的崛起。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以文才与史才名于世。《明史》本传记：“世贞好为古诗文，官京师……名日益广。”又说：“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57]可谓一代文坛领袖。而关于他的史才，《明史》本传无一语道之。彰其文才而讳其史才，这正暴露了《明史》撰者对王世贞的国史著述，确有难言之隐。

其实，明代学人对王世贞的史才是有明确的评价的。陈文烛为《弇山堂别集》作序，称引时人之论，认为王世贞有“良史才，当修国朝史书”。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多处提到王世贞及其历史论著，也称引了时人的评价，如引徐阶语说：“此君他日必操史权。”[58]这都可以说明王世贞确以史才名于当时，而《明史》本传不及于此，甚至连他的著述目录也一一隐去，是很没有道理的。

王世贞的史学成就，主要在于明史撰述方面。他为撰写本朝的历史，几乎用了毕生的精力。他在晚年回顾了自己治史的过程，写道：“王子（按：其自称）弱冠登朝，即好访问朝家故典与阀阅琬琰之详，盖三十年一日矣。晚而以故相徐公（按即徐阶），所得尽窥金匮石室之藏，窃亦欲藉薜萝之日，一从事于龙门、兰台遗响，庶几昭代之盛，不至忞忞尔。”[59]他用30年的时间搜集本朝史资料，后又阅读了皇家藏书，为的是继承马、班之志，以使明朝的历史不至成为蒙蒙然的一笔糊涂账。他的这个看法，并不是过分的。如前所述，明朝统治者只修实录，不修国史；而史官制度的不健全，使纂修实录的材料来源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同时，实录定稿后，草稿即行焚毁，而定稿又不准流布，于是稗史蜂起，家乘竞出，各奋其说，是非难定。这几乎成了明代史学上的一大痼疾，为有识之士所不满。王世贞可谓其中最具才志者。

一生宦途，一生著述。为了写出一部翔实的明史，王世贞做了浩繁的资料搜集、整理、考订工作，在编和著方面都有丰富的成果。据《明史·艺文志二》著录有：《国朝纪要》10卷、《天言汇录》10卷（正史类）。《弇山堂别集》100卷、《识小录》20卷、《少阳丛谈》20卷、《明野史汇》100卷。原注：“万历中，董复表汇纂诸集为《弇州史料》，凡一百卷。”（杂史类）《公卿表》24卷（职官类）。《嘉靖以来首辅传》8卷、《名卿纪迹》6卷（传记类）。《艺文志三》著录有：《札记》2卷、《宛委余编》19卷（杂家类），《画苑》10卷、《补遗》2卷（艺术类），《类苑详注》36卷（类书类）。《艺文志四》著录有：《弇州四部稿》174卷，《续稿》218卷（别集类），《增集尺牍清裁》28卷（总集类）等。其中有几种不属于史部书。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弇州四部稿》、《明野史汇》、《弇山堂别集》、《弇州史料》等。

《弇州四部稿》（亦称《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含赋部（包括风雅）3卷、诗部51卷、文部84卷、说部36卷。《明史·艺文志》说：四部，“以拟域中之四部州”。其中说部包含7种撰述：《札记内篇》、《札记外篇》、《左逸》、《短长》、《艺苑卮言》、《卮言附录》、《宛委余编》。这是王世贞的一部诗文集，但说部中有些文章是反映出王世贞的史学思想的。此集大约编辑、刊刻于万历五年（1577）王世贞任郧阳巡抚时，当是他独领文坛之际。他编的《明野史汇》，不知刊刻于何时，按理亦当在这前后。这是他评论明代野史得失的主要依据。

《弇山堂别集》100卷，这是王世贞手订的自撰明史资料书，也是他历史撰述的代表作。其卷一至卷十九，是关于明朝历史的笔记，包括《皇明盛事述》、《皇明异典述》、《皇明奇事述》3个部分，涉及朝章典故、君臣事迹、人物轶事、民族关系、中外关系，也有一些诙谐谈谑之语。卷二十至卷三十，是《史乘考误》，前8卷考国史（即实录）、野史之误，后3卷考家乘之误。这是王世贞关于史料辨析的笔记。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六，详记帝系及宗藩。卷三十七至卷六十四，是各类史志，凡67目，包括功臣公侯伯、三师、内阁、南北两京六部首长等，一一记载姓名、籍里、出身、任职时间。卷六十五至卷一百，是各种史考，包括亲征、巡幸、亲王禄赐、宗室公主即位之赏、之国之赏、来朝之赏、有功之赏、命将、谥法、赏赍、赏功、科试、诏令、兵制、市马、中官16目。所谓“考”，实质是按专题记述的皇朝大事；其中中官为明代致祸尤深，故特详记之，占了11卷篇幅。有一些“考”，作者写了简短的序，以明撰述之旨。如《亲征考》：“天子御甲胄统六师者，自高、文、宣、英、武凡五庙，而出塞者七，平内乱者三。今悉纪之。”[60]《命将考》：“自高庙至今，亲征之外，凡大举平敌出塞者，悉纪之。”[61]《赏功考》：“我朝功赏规制，视古最为不浮，今略志之。”[62]这四个部分，都是关于明史的重要资料，有突出的文献价值。此书刊刻于万历十八年（1590），而王世贞恰于此年去世。

《弇州史料》100卷，王世贞撰，董复表辑。王世贞去世后，董复表汇纂王氏诸集而成。它的前集30卷，包括表、序、志、考、世家、传记；后集70卷，包括各类杂著及《觚不觚录》、《皇明三述》、《二史考》等。全书多关明朝君臣事迹、朝政大事、社会经济、典章制度、史料考订，而以前集价值为高。此书有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本，时王世贞去世已24年。清四库馆臣评论说，此书“非集非史”，“世贞本不为史，强尊为史，实复表之意”[63]。董复表编辑此书，颇有与《弇山堂别集》相重复者，说明去取之间，实难反映王世贞本意；然董以“史料”名书，还是大致反映了本书的性质。

此外，王世贞在致仕后、去世前，还曾自集其晚年之作，编成《弇州山人四部续稿》207卷（一说218卷），以授其少子士骏，至崇祯年间其孙始为刊行。此书仅有赋、诗、文三部而无说部，但其包含史传10卷，也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王世贞是一个勤奋、渊博的学者。清人称赞他说：“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64]他在史学上的成就，也是很突出的。第一，他是真正的明史撰述的开创者。在王世贞以前，明代学人关心国史撰述者不少，但见解之深刻、撰述之勤奋、成果之丰富，则无人可与其相比。时人称他为“良史才”，后人从他的撰述得到借鉴，说明他的史学成就的时代价值和历史价值。如清初所修《明史》，在列传、志、表部分，都程度不同地采用了王世贞的成果。[65]而在史表部分，前者还远不如后者来得丰富。

第二，他是勤奋的史料搜集、整理者和严肃的史料辨析者。对史事的求真精神和对史料的批判态度，是王世贞治史的主要特点。如《弇山堂别集·亲征考》有一条记载：“永乐八年成祖文皇帝北征军令，实录不尽载，故记之。”[66]下文则全部录出“军令”凡54款。其《诏令杂考》说：“自高帝以后，书檄之类，不登诏令，及不可以入史传者，录以备考。”[67]其《市马考》云：“高帝时，南征北讨，兵力有余，唯以马为急，故分遣使臣以财货于四夷市马。而降虏土目来朝，及正元万寿之节，内外藩屏将帅，皆以马为币，自是马渐充实矣。其互市之详，《会典》与志皆不载，故记之。”[68]这都可以反映出王世贞在史事上的求实精神。他对实录、野史、家乘的“考误”，则鲜明地表现了他对史料的批判态度，其《史乘考误》历来备受推崇，绝非偶然。但是，他对于国史、野史、家史的积极作用和文献价值也是充分肯定的。

第三，他是一个有强烈时代感的史学家。他执着于国史的撰述，固然有史学传统方面的影响，同时也是受到时代的多方面启示。他在《赏赍考·即位之赐》中指出：天子即位之赐，“高皇帝时无之”，后来有了，且范围与数量不断增加，“自是，后代稍裁省，然府藏之积，往往不胜其费矣”[69]。这是在批评最高统治者不断走向奢靡。宦官对政治的危害和对世风的毒化，明代尤盛于前代。王世贞洞察于此，故于宦官问题颇致力探讨，这就是为什么《中官考》占了《弇山堂别集》十分之一多的篇幅。他的《中官考》序，深深地反映出他对政治的忧虑。王世贞在史学上从“是古非今”而转向“博古通今”，也反映了他“随事改正，勿误后人”，追随时代前进的自省精神。

王世贞由于种种原因，终于未能写出一部完整的和系统的明史，这是时人和他自己都深感遗憾的。陈文烛的《弇山堂别集》序和王世贞本人的《小序》，都反映出这种心情。但王世贞的史学成就并未因此而受到损害，尤其是他在史料辨析方面表现出来的批判精神，实为医治明代史学上空疏学风的一剂良药。他的这种批判精神，和跟他大致同时的李贽在历史评论上的批判精神，一齐奏出了晚明史学崛起的高亢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