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历史教育，在科举考试这一重要环节上，远不如前朝重视。据《明史·选举志一》载，明代的学生，主要诵读“四书”、“五经”、《通鉴》，以及《御制大诰》、《皇明祖训》及本朝律令。除《资治通鉴》外，史书难得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顾炎武有“史学废绝”的感叹。从《明史·选举志》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史学在明代科举中的位置，是连辽、金二朝也不如的。

明代历史教育的另一个特点，是最高统治者对功臣、勋贵的历史教育极为重视。从明太祖到明宣宗，诏命臣下编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读物，通常称为有关的“录”或“鉴”。《明史·艺文志二》故事类著录：太祖《御制永鉴录》1卷（训亲藩）、《纪非录》1卷（训周、齐、潭、鲁诸王）。《祖训录》1卷（洪武中编集，太祖制序，颁赐诸王）。《宗藩昭鉴录》5卷（洪武中陶凯等编集）。《历代公主录》1卷（洪武中编集）。《世臣总录》2卷，《为政要录》1卷，《醒贪简要录》2卷，《武士训戒录》1卷，《臣戒录》1卷（俱洪武中颁行）。《存心录》18卷（吴沉等编集）。《省躬录》10卷（刘三吾等编集）。《精诚录》3卷（吴沉等编集）。宣宗《御制历代臣鉴》37卷、《外戚事鉴》5卷。以下著录的还有：李贤《鉴古录》1卷、夏寅《政鉴》30卷、顾赞《稽古政要》10卷、张居正《帝鉴图说》6卷、张铨《鉴古录》6卷等。这些书，基本上都是按照一定的主题、根据前人的历史撰述编录而成，少有创新。它们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编录思想，即“善恶以为鉴戒”。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文字通俗。以上三条，是这一类书的共同特点。举例说来，如《永鉴录》一书，凡分六目：笃亲亲之义，失亲亲之义，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立功国家，被奸陷害。前二目训朝廷，后四目训诸王。每条各举古事，而以俗语阐说，以便于通晓。[56]可见，这一类书，也是明代史学之通俗形式的一个方面。从这些书的编集和颁行来看，明朝最高统治者对于大臣、贵戚们的历史教育的重视，可以认为是超过前朝的。而张居正所编的《书经直解》和《通鉴直解》，同他的《帝鉴图说》性质一样，又都是为了对皇帝讲述历史经验教训而编纂的通俗读物。

明代历史教育的第三个特点，是它比前代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同严肃的史学在科举考试中受到轻视的情形相反，通俗的史学在市井民众、乡塾、蒙学那里却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上文所论史学的通俗形式中的那些历史读物，据清代四库馆臣著录，大多采自地方，说明它们在民间流布之广。这些书的编者、撰者，有的是具有明确的历史教育意识的；有的没有这种意识，但在客观上也起着历史教育的作用。可以认为，明代是史学向社会更加广泛传播的时代。从史学跟社会的关系来看，它是在向前发展的。由于明代的通俗历史读物既多且滥，其中有不少知识上、内容上的错误，也有属于那个时代难以完全避免的思想上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