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始撰于至正三年（1343）四月，次年三月成书，首尾不足一年。它包含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国语解1卷，共116卷。《金史》亦始撰于至正三年四月，次年十一月成书，历时一年又七个月。它含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共135卷，另有目录2卷。它们都是体例完整的纪传体史书。至正五年（1345）九月，《辽史》、《金史》分别在浙江、江西开版印制100部。

参与《辽史》撰述的有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他们以辽朝耶律俨所撰《皇朝实录》和金朝陈大任所撰《辽史》为基础，参考《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及前朝正史的《契丹传》，撰成此书。其本纪记事，起于唐咸通十三年（872）耶律阿保机出生，迄于辽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辽亡，共253年史事。而《辽史·世表》所记，则上起汉代之时，“冒顿为汗以兵袭东胡，灭之。余众保鲜卑山，因号鲜卑”。下至唐末耶律阿保机“建旗鼓”，“尽有契丹国”，恰与本纪记事相衔。《世表》记事极简略，但它追叙了阿保机以前契丹之所由来的千余年历史，还是有意义的。其《太祖纪》后论，进而说“辽之先，出于炎帝”。《世表》序又说：“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指唐初令狐德棻等所撰《周书》——引者），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这就更把辽的历史溯源至炎帝了。这里不免有传说的成分，但它表明了自唐至辽和元，在民族历史文化认同上的发展趋势，是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的。

《辽史》的本纪，于《太祖纪》中对耶律阿保机评价说：“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东征西讨，如折枯拉朽。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信威万里，历年二百，岂一日之故哉！”其《圣宗纪》8卷、《道宗纪》6卷，几乎占了本纪的半数。撰者评论了辽圣宗时辽与北宋战事方面的胜败得失，并认为“其践阼四十九年，理冤滞，举才行，察贪残，抑奢僭，录死事之子孙，振诸部之贫乏，责迎合不忠之罪，却高丽女乐之归。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其唯圣宗乎！”这是高度评价了辽圣宗在处理辽朝政事方面的业绩。对于道宗，撰者认为他即位之初，“求直言，访治道，劝农兴学，救灾恤患，粲然可观”；而统治后期，则信谗、黩武、奢侈，“徒勤小惠，蔑计大本。尚足与论治哉？”这些评价，写得很认真，也写出了辽朝统治者的不同特点。《辽史》列传，史文简洁，其史论也都因人因事而发，很少虚言浮词。

《辽史》中的志和表，是很有特色的。志有10篇，首先是营卫、兵卫，这是叙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其次是地理、历象，叙地理建置和天文历法；再次是百官、礼、乐、仪卫；最后是食货、刑法。其中《营卫志》是《辽史》独创，它记述了辽朝以军事为主、军事与畋渔相结合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部族的分布。这种“营卫之设”，具有“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的特点。《兵卫志》和《仪卫志》是仿《新唐书》志而作，但在内容上都反映出鲜明的辽代社会的民族特点和多民族融合的因素，如舆服、仪仗，即有国舆、汉舆，国服、汉服，国仗、渤海仗、汉仗等。《百官志》则记述了辽朝“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的官制特色。《地理志》记述了辽朝上京、东京、中京、南京、西京五京道的建置，以及头下军州和边防城的设立。《礼志》和《乐志》写出了契丹“国俗之故”，也反映出“汉仪为多”的情况。《食货志》记述辽朝的社会经济面貌，《刑法志》写出了法制建立的过程。

《辽史》的表有8目，即《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游幸表》、《部族表》、《属国表》，其中也有一些是独创的。辽朝外戚萧氏势力显赫，辽“以是而兴，亦以是而亡”[45]，又“公主多见纪、传间”，故有《外戚表》和《公主表》，这反映了耶律氏同萧氏之政治与血缘的密切关系。《部族表》和《属国表》反映出了辽代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当时各个割据政权之间的频繁交往，也有关于日本、高丽使臣赴辽的记载，是诸表中最有分量的。

《辽史》的志和表，有的过于简略，但大致写出了辽朝典制的特色，它保存了契丹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轨迹，也反映了辽皇朝“号令法度，皆遵汉制”[46]的历史事实。

参与修撰《金史》者，总裁官有帖睦尔达世、贺唯一、张起岩、欧阳玄、李好文、王沂、杨宗瑞，史官有沙剌班、王理、伯颜、费著、赵时敏、商企翁，脱脱已不任右丞相但仍为都总裁，而当时右丞相阿鲁图、左丞相别儿怯不花为监修（阿鲁图《进金史表》）。内中，以欧阳玄出力最多。《元史·欧阳玄传》称：“诏修辽、金、宋三史，召为总裁官，发凡举例，俾论撰者有所据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论议不公者，玄不以口舌争，俟其呈稿，援笔窜定之，统系自正。至于论、赞、表、奏，皆玄属笔。”欧阳玄还参与纂修《经世大典》的工作，他是元代有成就的史家之一。

《金史》的撰述继承了前人的成果，其中主要是金朝的实录、刘祁的《归潜志》、元好问的“野史”，以及元初王鹗所撰《金史》[47]。《金史》本纪记事，起于辽道宗咸雍四年（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阿骨打出生，迄于金哀宗天兴三年（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首尾166年史事，包含了金朝兴亡的全过程。其本纪之前，有《世纪》1卷，追溯女真族先世事迹，至元魏时之勿吉诸部。这是依照了魏收《魏书·序纪》，而不同于《辽史·世表》。《金史》本纪写得详略有致，重点突出。《世宗纪》写金世宗的种种改革措施，论其成功的原因；《章宗纪》写金章宗的小康之治，论其中衰的究竟，都是叙述充实，评论得体。撰者尤其肯定了世宗“久典外郡，明祸乱之故，知吏治之得失”，重视“南北讲好，与民休息”，“孳孳为治，夜以继日，可谓得为君之道”的政治经验；称道章宗“数问群臣汉宣综核名实、唐代考课之法，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亦可谓有志于治者”的政治抱负。这就写出了金朝政治统治的得失和汉、唐历史在金朝统治者心目中的分量，也反映出撰者对于金朝历史的认真思考。

《金史》有14篇志，即天文、历、五行、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兵、刑、食货、选举、百官。《地理志》写出了“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的因袭损益情况；《礼志》有11卷，占志的总数四分之一强，大致反映了“参校唐、宋故典沿革”的面貌；《选举志》着力强调了“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百官志》、《食货志》也都写得很丰满。《五行志》反映了撰者对于天人感应说的矛盾认识，故其序写道：“至于五常五事之感应，则不必泥汉儒为例。”其所述内容，保存了不少关于自然现象的记载。总的来看，《金史》的志在特点上不如《辽史》的志鲜明，而内容的翔实则过之；《辽史》的表在内容上则比《金史》的表显得丰富。《金史·交聘表》写金与宋、西夏、高丽的关系，可谓《辽史·属国表》的姊妹篇。

《金史》列传比《辽史》列传也来得丰富。它写的许多人，都是和当时错综复杂的关系分不开的，因而在表述和评价上有更多的困难。在这个问题上，《金史》撰者突出强调了道德评价的原则。《金史·忠义传》序是最能反映这个思想的，它指出：“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禄，国家有难，在朝者死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军旅者死行阵，市井草野之臣发愤而死，皆其所也。……圣元诏修辽、金、宋史，史臣议凡例，凡前代之忠于所事者请书之无讳，朝廷从之。乌乎，仁者圣元之为政也。”[48]这个思想，明载于《三史凡例》之中。其《忠义传》所记人物，多属此类。《金史》也为张邦昌、刘豫原是宋臣这样的人立了传。于《张邦昌传》，先交代他“《宋史》有传”，然后简述其在金太宗天会五年（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被金朝立为“大楚皇帝”，最后写他被宋高宗“罪以隐事杀之”。于《刘豫传》，先写他在宋的仕进，继而则写他杀宋骁将关胜而降金，在天会八年（1130）被金立为“大齐皇帝”、献逼宋主之策，以及天会十五年（1137）“大齐皇帝”被废，降为蜀王，最后被降为曹王，直至于死。所有这些，一一照书。但在后论中，撰者则明确地评论说：“君臣之位，如冠屦定分，不可顷刻易也。五季乱极，纲常斁坏。辽之太宗，慢亵神器，倒置冠屦，援立石晋，以臣易君，宇宙以来之一大变也。金人效尤，而张邦昌、刘豫之事出焉。邦昌虽非本心，以死辞之，孰曰不可。豫乘时徼利，金人欲倚以为功，岂有是理哉。”[49]这是从君臣名分和个人道德上对张、刘二人进行谴责，而且由此也批评了辽、金的最高统治者。处在元代后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历史条件下，《金史》撰者做这样的评论，尽管不免也有政治上的考虑，但他们毕竟大致写出了这类人物行事的真相，而且给予了明确的评价。

《金史》类传除《忠义传》外，依次还有《文艺传》、《孝友传》、《隐逸传》、《循吏传》、《酷吏传》、《佞幸传》、《列女传》、《宦者传》、《方伎传》、《逆臣传》、《叛臣传》、《外国传》等，而在《忠义传》之前则有《世戚传》，这大致是仿《新唐书》的类传立目。其中，有的反映出了撰者深刻的历史见解。如《文艺传》序指出：金初本无文字，后得辽人用之，及伐宋，取汴京图书，而宋士多归之，于是乃崇儒学。到了世宗、章宗之时，“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撰者进而得到这样的认识：“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文治有补于人之家国，岂一日之效哉。”[50]这是从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揭示了金朝政治统治的经验；从更深的意义来考察，这个认识也表明了以“儒风”为核心的文化教育在不同民族间意识形态上所产生的共识和融合作用。《金史》本纪有很多生动的事实，证明撰者所论的正确。元也是用武得国，无异于辽与金，且金是为元所灭。元修《金史》能够提出这些论点，是很难得的。

《辽史》有《国语解》1卷作为全书终篇，《金史》有《金国语解》附于书末，这是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辽史·国语解》从史注家的训诂音释来说明它的必要性，并以帝纪、志、表、列传编次；《金国语解》以效法北魏孝文帝的做法来说明它的必要性，并按官称、人事、物象、物类、姓氏编次。它们从语言上反映了《辽史》、《金史》的民族特色。

《辽史》和《金史》分别写出了中国历史上以契丹族贵族为主和以女真族贵族为主建立的辽、金皇朝之历史的全过程，阐述了其兴亡盛衰之故及在历史上所占有的地位。《辽史》、《金史》的特点，一是具有鲜明的民族史内容；二是反映了中华文明之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及其面貌，在历代正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