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修三史诏与《三史凡例》

元代官修史书，除政书、实录外，修撰辽、金、宋三朝正史，更是一项巨大工程，其成就也在政书和实录之上。

早在元世祖即位之初，已有修撰辽、金二史的动议。翰林学士承旨王鹗首倡此议，他向元世祖建议说：

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

元世祖“甚重其言，命国史附修辽、金二史”[40]。王鹗对史学的认识是很深沉的，而世祖接受他的建议，也反映出了政治家的历史意识。故至元元年（1264）二月，有“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给俸以赡之”的措施；九月，有“立翰林国史院”[41]之举。元灭南宋后，又不断有修撰辽、金、宋三史的措施，但皆“未见成绩”[42]。究其原因，主要是“义例”，即三史之间关系难以确定。当时人们的主张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宋为正统，仿《晋书》体例，以辽、金为载记；一是效《南史》、《北史》之法，以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宋史，辽、金为北史。所谓“义例”，本质上是正统问题。[43]元后期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右丞相脱脱等人再次奏请修撰辽、金、宋三史，顺帝随即下达有关修撰三史的诏书，此事才获得实质性进展，并陆续撰成三朝正史。其间，三史凡例的确定实为关键所在。这上距修辽、金二史之议，已近80年了。

修三史诏着重讲了纂修辽、金、宋三朝历史同元朝统治的关系，指出：辽、金、宋三朝“为圣朝（指元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这是明确表明了元皇朝的现实同辽、金、宋三朝历史的联系。诏书还强调了要选拔“文学博雅、才德修洁”的人参与纂修，同时任命右丞相、监修国史脱脱为都总裁，并任命了总裁官和提调官，负责修史事宜和提调、购求辽、金、宋三朝实录、野史、传记、碑文、行实等散在四方者。诏书最后要求总裁官、修史官商订修史凡例。这篇诏书，显然是总结了数十年中议修三史的得失，故对修撰宗旨、史职任命、文献搜求、撰述凡例几个重要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这是修撰三史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政治和组织保证，它在史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定的位置。

根据修三史诏的要求，脱脱等人制定了《三史凡例》[44]。《三史凡例》共有5条，文不长，照录如下，以见其用例之义：

——帝纪：三国（指辽、金、宋三个皇朝——引者）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北史》。

——志：各史所载，取其重者作志。

——表：表与志同。

——列传：后妃，宗室，外戚，群臣，杂传。人臣有大功者，虽父子各传。余以类相从，或数人共一传。三国所书事有与本朝相关涉者，当禀。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忌。其余该载不尽，从总裁官与修史官临文详议。

——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

其中，第一条是回答了几十年中所争论的“正统”问题。第二、三条是关于志、表的原则。第四条是指出了列传的范围及撰写中可能遇到的重大问题。最后一条提出了遵循撰写信史的传统。3部正史的编写，只用了135个字的凡例作为遵循的准则，这篇《三史凡例》称得上是一篇言简意赅的文字了。

于是，辽、金、宋三朝正史陆续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