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典章》和《元经世大典》
在《文献通考》刊刻行世前后，《元典章》和《元经世大典》这两部官修本朝制度史陆续撰成。它们反映了元朝法典、典故的历史，具有突出的政治性质，历来被史家称为政书。
《元典章》，原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不著撰人。它包含正集60卷，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10门，记自元世祖即位（1260）至仁宗延祐七年（1320）元朝前、中期典章制度；新集2册，不分卷，按国典、朝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8门，记英宗至治元年至至治二年（1321—1322）六月以前典制条例，故原称《大元圣政典章新集至治条例大全》。新集目录跋尾记：“至治二年以后新例，候有颁降，随类编入梓行，不以刻板已成而靳于附益也。至治二年六月日谨咨。”这说明了新集编纂的准确时间，也说明它并不是一部成稿。
《元典章》的内容及其纂集目的，在书首有明确的交代，即以“建元至今圣旨条画及朝廷已行格例”，“编集成书，颁行天下”，“庶官吏有所持循，政令不至废弛”。它的体例，门下立目，目下各有若干条格，正集有目凡373，条格多至数千；新集条格亦近于千数，足见其纂集之细密。此书除“诏令”一门，收录世祖、成宗、武宗、英宗四朝诏书35篇外，其余各门皆按目汇集有关法令、规定及案例，全书没有严格的体例要求和关于元朝典制演变的阐说，颇类于档案、文牍的汇编。再者，所书文与目间有不相吻合者，又流传中已有佚亡，故其在历史撰述上实未可与《文献通考》这样体大思精的著作同日而语。但有元一代，没有留下一朝制度之详史，“遂使百年掌故无成书可考。此书于当年法令，分门胪载，采掇颇详，固宜存备一朝之故事”[31]。可见，此书在内容上和编次上虽不免“细碎猥杂”，然而它毕竟反映了元代经济、政治、军事、法制、教育、宗教等多方面历史状况，且未经文饰，保存着原始面貌，因而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它的不少内容为《元史》所未载，故尤为治元史者所重。近人陈援庵先生以元刻本及其他诸本，校清代沈家本刻本《元典章》，撰成《沈刻元典章校补》10卷，含札记6卷，阙文3卷、表格1卷，纠正沈刻本讹误、衍脱、颠倒诸处12000余条[32]，使此书得以大致恢复原来面貌。
《元经世大典》，原称《经世大典》，又名《皇朝经世大典》，虞集等纂修，全书880卷，目录12卷，附公牍1卷，纂修通议1卷。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冬诏修，至顺二年（1331）五月成书，历时仅一年半时间。此书已佚，现今只能从《元文类》（《国朝文类》）等书中所保存它的少量佚文，以及《元史·文宗纪》与《虞集传》、《儒学传》的记载中，大致可知其纂修宗旨、内容、体例和成书经过。元文宗诏命纂修此书的目的，虞集在《经世大典序录》（以下称《序录》）中概括为：“慨念祖宗之基业，旁观载籍之传闻，思辑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永则。”[33]这反映出了元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政治上的考虑，元文宗赐名“皇朝经世大典”，主要是在“经世”。文宗在文治方面的确做了一些事情，而诏修此书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经世大典》以文宗所建奎章阁学士院承修，赵世延、虞集等纂修，燕铁木儿如国史例监修，又命蒙古族学士：“译国言所纪典章为汉语。”[34]纂修过程中，虞集等“以累朝故事有未备者，请以翰林国史院修祖宗实录时百司所具事迹参订”，“又请以国书《脱卜赤颜》增修太祖以来事迹”，均因“实录，法不得传于外，则事迹亦不当示人”、“《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而未果。[35]而其正式开局纂修，已是至顺元年（1330）四月了。奎章阁学士院以独立纂修，仅一年多的时间，成此巨制，虞集等人的筹划、组织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元经世大典》的体裁，是仿唐、宋《会要》之体，又仿《唐六典》之体而折中之，“其书，悉取诸有司之掌故而修饰润色之，通国语于《尔雅》，去吏牍之繁辞。上送者无不备书，遗亡者不敢擅补”。全书凡10篇：“君事”4篇，即《帝号》、《帝训》、《帝制》、《帝系》；“臣事”6篇，即《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见《序录》）。“臣事”诸典，各自立目，典有总叙，目有小叙。“君事”各篇，有叙无目。此书在体裁、体例上，都比《元典章》来得规范。其内容，从诸典总叙及各目小叙的说明中，可知其大体。如《治典·总叙》说：“《书》曰：冢宰掌邦治。天子择宰相，宰相择百执事，此为治之本也。故作《治典》。其目则有官制沿革，以见其名位、品秩、禄食之差；有补吏、入官之法，以见用人之序；附之以臣事者，则居其官、行其事，其人、其迹之可述者也。”其下立目有：官制、三公、宰相年表、各行省、入官、补吏、儒学教官、军官、钱谷官、投下、封赠、承荫、臣事等。可见总叙所述，唯举梗概而已。《赋典》分目，还要细致得多。其他各典，皆如此。苏天爵编集《国朝文类》，把《经世大典》的序录及各典总叙、各目小序尽数收入，反映出他的卓见别识，也使它们免于佚亡，为后人了解元代这一浩大工程留下了宝贵的文献。《元经世大典》的佚文，还见于《永乐大典》残本，以及《广仓学窘丛书》所收《大元马政记》、《元代画塑记》、《大元毡罽工物记》、《大元官制杂记》、《元高丽纪事》；《海国图志》所收《元经世大典图》。
《元典章》和《元经世大典》极鲜明地反映了元代政治与史学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