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端临撰《文献通考》

杜佑《通典》巨制，大为后人钦慕。宋时，已有学人续作，因其平庸而不传于世。真正继承和发展了《通典》撰述规模的，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大约始于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前后，历时20余年，至大德十一年（1307）成书。延祐五年（1318）十二月，饶州路儒学教授杨某向奉旨寻访“道行之士”的王寿衍推荐《文献通考》一书，希望“早为转申上司，令人缮写成帙，校勘完备，官为镂板，以广其传”。次年四月，王寿衍即将已经“誊书于楮墨”的《文献通考》随表上奏朝廷。泰定元年（1324），《文献通考》刊印于杭州西湖书院，正式面世。[26]《文献通考》自始撰至刊印，历元朝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六朝，首尾约40年。

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有明确的史学思想作为指导。其要旨大致有三条：第一，是主张“会通因仍之道”。他认为：“《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27]他说的“会通因仍之道”，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理乱兴衰”，二是“典章经制”。从这一认识出发，他十分推崇《资治通鉴》和《通典》二书。他指出：“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这是前一个方面的“会通因仍之道”。他又指出：杜佑“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这是后一个方面的“会通因仍之道”。他进而认为，这两部书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司马光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马端临史学思想的高明之处，是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通鉴》和《通典》所承担的任务及所产生的历史条件，所谓“著述自有体要”，所谓“时有古今，述有详略”，称得上是真知灼见。

第二，是对历史“相因”说提出了新的认识。他认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马端临关于理乱兴衰“不相因”、典章经制“实相因”的认识，显然是把二者的关系绝对化了。《通鉴》以“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说明治乱兴衰虽代各其异，但也有“相因”之处。《通典》以论述“法制”、“政经”为主旨，在考察历代“损益”、“因革”之中，也必然可见“不相因”的成分。再者，“理乱兴衰”在很大程度上也同“典章经制”相关联，未可截然分开。尽管如此，马端临看到了“会通因仍之道”表现在历史撰述上的这种区别，还是有理论价值的。

第三，是从理论上对“文献”做了界定。他认为：“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他把自己所据的材料，从大的方面划分为“叙事”和“论事”两个部分，以确定“文”、“献”的内涵，这在历史撰述上和在文献学的发展上，也具有理论和方法论的价值。

《文献通考》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