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共200卷，含帝纪18卷、年谱4卷、略52卷、世家3卷、载记8卷、列传115卷（内有后妃传2卷，附于帝纪之后；宗室传8卷，附于同姓世家之后；四夷传7卷，置于载记之后，其他列传98卷）。全书记事，起于三皇，迄于隋末，诸略所记下及于唐。其所综合的6种体例，略由书、志而来，年谱系年表别称，世家继承《史记》，载记采自《晋书》。它是《史记》以后纪传体通史著作发展的新成果。

《通志》集中反映出作者以“会通”为主的史学思想。这一方面表现在本书的结构上即其表述形式上，另一方面表现在本书的《总序》中，而后者具有理论的形式。《通志·总序》开宗明义写道：“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45]这里说的“同天下之文”，是从空间上也是从文献上着眼的；他说的“极古今之变”，则是从时间上亦即历史进程上着眼的。“会通之义”在学术方面的含义主要就在于此。当然，他评价孔子为“百世之下不能及”，显然是过分夸大了。

从“会通之义”来看，在孔子之后，郑樵只推重司马迁一人。认为：“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他对司马迁的“会通”之作《史记》，评价也是很高的。不过从郑樵的观点来看，他也提出了司马迁有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使其“得书之路未广”，“博不足也”；一是司马迁之对待前人之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雅不足也”。他的这个批评，可谓得失参半：前者所得多，后者所失亦多。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郑樵从后者出发，认为司马迁似还不能“自成一家言”，亦未见中肯。但由此倒是更可看出郑樵对于“会通”的认识和要求。他在《献皇帝书》中自谓：“入山之初，结草之日，其心苦矣，其志远矣：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这说明他的“会通”思想由来已久，并不断发展和丰富起来。

通观《通志·总序》，郑樵所谓“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其主旨在于：一是重视古今“相因之义”，意在贯通历史的联系；一是重视历代损益，意在揭示“古今之变”。在这一点上，他无愧是司马迁历史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唯其如此，郑樵批评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他感叹：“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

要之，郑樵“会通”思想的理论价值，反映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是提出“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在历史观方面，是强调重古今之相因、极古今之变化。这两个方面体现在历史撰述上，为的是克服和防止“烦文”、“断绠”、“曲笔”（亦即所谓“伤风败义”）等弊病，是很有意义的。不过，有一点是应当指出来的：刘知幾推崇班固“断代为史”而贬抑通史之作的价值，是片面的见解；郑樵与之相反，推崇通史而贬抑“断代为史”的价值，也是片面的见解。他们的论点恰恰证明，会通与断代，反映了史家两种不同的历史视野，在历史撰述中都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