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郑樵撰《通志》

司马迁创纪传体通史、班固撰纪传体皇朝史，此后纪传体史书的撰述受到历代史家的重视。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断代的纪传体史书获得丰硕成果，但从唐初所修八部正史来看，除在个别问题上，它们已很难有更大的进展。五代及北宋所修几部正史，大致也属于这种情况。纪传体史书还有没有生命力？它是否还会有新的创造？南宋史家郑樵所著《通志》一书，对此做了肯定的回答。

第二阶段，从绍兴十九年（1149）至绍兴二十八年（1158），郑樵在家乡一面继续著述，一面从事讲学，“从者二百余人”，被时人称为夹漈先生。这个时期，是他撰述《通志》一书最紧张的年月。郑樵一生的史学活动主要是在绍兴年间。他早在绍兴初年便已知名，为当时宰相赵鼎、张浚所器重。后经侍讲王纶、贺允中向宋高宗推荐，郑樵在绍兴二十八年得到“召对”的机会，“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宋高宗很赏识他，说：“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何相见之晚耶？”在这次“召对”中，郑樵奏上他的《修史大例》即《通志》的撰述计划，并希望能够阅读皇家藏书。但朝廷并没有重用他，授他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之职，这是一个从九品的小官。不久又被他人所劾，改为监潭州（今湖南长沙）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郑樵阅读皇家秘阁藏书的愿望未能实现。自此以后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是第三阶段，郑樵撰成《通志》全书上奏朝廷，并升任枢密院编修官，旋兼摄检评诸房文字。此时，郑樵提出一个撰述计划，请修撰金朝完颜亮正隆年间（1156—1161）的官制，以便同南宋官制做比较，同时再次提出“入秘书省翻阅书籍”的要求，但他的这个目的最终未能达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高宗“命以《通志》进”，然而命下之日，郑樵已在家乡病故。

郑樵一生与宦途无缘，亦终未借重皇家藏书，但他还是撰成了《通志》这部巨著。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郑樵毕生精力，也可以说是尽于《通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