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马光主修《资治通鉴》

唐代史家在通史撰述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也写出了一些运用各种体裁表述的通史著作，除典制体通史《通典》外，其余大多散佚。唐代史家的这种努力和成果，推动了两宋时期通史撰述的发展。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主持下，刘恕、范祖禹、刘攽分撰，最后由司马光总纂删定的通史巨著，它代表着北宋史学的最高成就。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人，世称涑水先生。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晚年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为废除熙、丰新法的主要政治人物。司马光开局修史，始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奉敕编集历代君臣事迹”。次年，英宗死，神宗即位，提前为其书作序，并赐书名曰“资治通鉴”。熙宁三年（1070），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坚辞朝官而出知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次年至洛阳，乞就冗官，获准“以书局自随，给之禄秩，不责职业”[24]。至元丰七年（1084），书成进上，首尾凡19年。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共294卷，上起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以示“周虽未灭，王制尽矣”，下迄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以衔本朝国史，记述了其间1362年的史事。另有《目录》30卷，“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考异》30卷，“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目录》相当于大事编年，《考异》是说明文献取舍之故，与本书相辅而行。编年体史书，发端于先秦时期的《春秋》、《左传》，汉以后以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最为知名，是编年体皇朝史的佳作。《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编年类”史书，凡41家、48部、947卷。实际数字，当不止于此。唐人作编年体通史的，主要有萧颖士、马总、姚康3人。姚书称为《统史》，“上自开辟，下迄隋朝”，是一部300卷的巨制。后萧、姚之书散佚，只有马总的《通历》尚存残卷。《资治通鉴》的产生，是中国编年体史书长期发展的结果，清人章学诚说：“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25]他是在讲到“史部之通”的“极盛”状况时这样说的。从章学诚的论点来看，《资治通鉴》在体裁上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把两汉以来历代纪传体史书的内容综合起来，并使分散于纪、传之中的同一史事得以集中地反映出来。第二，它总括了《汉纪》、《后汉纪》等编年体皇朝史的成果。第三，它同纪传、典制、文征等几种体裁的通史代表作一道，把史学上的通史撰述推进到新的阶段。从这些方面来看，《资治通鉴》无愧是中国史学上编年体史书的总结性成果。

《资治通鉴》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它所记千余年史事，连贯而丰富。《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为主，兼及社会经济、文化和各方面的代表性历史人物。全书以历代统治的盛衰得失为叙述中心。司马光自述本书的内容及主旨是：“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从而达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26]的目的。可见，司马光是把国家的盛衰、政治的得失、统治人物的政策和行为的善恶、生民的休戚等政治大事，作为《资治通鉴》的主要内容。兵力的强弱、用兵的韬略、战事的胜败，都与国家的盛衰相关，这也是《资治通鉴》着力记载的。对各个时期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它也有丰富的记述。《资治通鉴》对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和各阶层众多的历史人物等，都没有作为重点来记述。这固然是本书作者的旨趣所决定的，同时也是本书的体裁所决定的。元初史家马端临指出：“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治）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27]他说的“详于理乱兴衰”，是中肯地指出了《资治通鉴》在内容上的特色；他说的“著述自有体要”，是强调了不同的史书体裁自有其不同的主要任务。朱熹认为，“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28]，也是说明《资治通鉴》在内容上的重要。后人曾批评《资治通鉴》“不载文人”，顾炎武不赞成这种批评，认为“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29]。王夫之在阐释“资”、“治”、“通”、“鉴”的含义时，虽然还是强调《资治通鉴》重在讲“资治”，但他对“治之所资”或“为治之资”的认识是十分广泛的了，其中不乏辩证认识的因素。同时他还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30]这些认识，反映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对《资治通鉴》内容、价值在理解上的变化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