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幾《史通·杂述》篇说：“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他说的“偏记小说”，包含10项，其中“小录”、“逸事”、“琐言”、“别传”、“杂记”等，近于历史笔记一类的作品。这类作品，近于《汉书·艺文志》所谓“小说家者流”，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故刘知幾说是“其所由来尚矣”。至于说它们“能与正史参行”，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内容上看可以补充正史，二是从形式上看可以丰富史书的体裁。刘知幾的高明之处，是他已经认识到这类作品在史学发展上的价值。
可以认为，唐代历史笔记的发展跟唐代小说笔记的发展在进程上颇相近，即它们各按照自己的特点发展而达到较成熟的阶段。鲁迅认为唐代小说笔记作者“始有意为小说”，他引用胡应麟说的“作意”、“幻设”来证明这就是小说“意识之创造”[130]。从历史笔记来看，它们的作者也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备史官之阙”的意识，即作史的意识，从而提高了它们在史学上的价值。有的研究者认为：
我们可以说唐代是笔记的成熟期，一方面使小说故事类的笔记增加了文学成分，一方面使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增加了事实成分，另一方面又使考据辨证类的笔记走上了独立发展的路途。这三种笔记的类型，从此就大致稳定下来了。[131]
从史学的观点来看，上述概括是符合历史笔记或历史琐闻笔记的发展趋势的，而对有的作品来说，还要做具体分析。
有一点是应当注意到的，即在唐代的笔记发展中，晚唐实为重要的阶段，可以认为是笔记勃兴的时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10篇《唐之传奇集及杂俎》中列举的十余种书，基本上是晚唐人作品。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论唐代的笔记，所举“小说故事类”诸例和“历史琐闻类”诸例，半数以上亦出于晚唐人之手。晚唐笔记的勃兴，对于五代以至于两宋以后的笔记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这些历史笔记，除少数外，大多是唐人或唐末、五代人记唐事，比较真切。如《隋唐嘉话》记南北朝至开元间事；《朝野佥载》主要记唐初至开元时事，而以记武则天时事最多；《国史补》记开元至长庆年间事；《因话录》记玄宗至宣宗朝事；《幽闲鼓吹》、《云溪友议》、《唐阙史》、《北梦琐言》记唐末事。如上文所说，这些书的作者不少都具有为正史拾遗补阙的意识，从而增强了记事的严肃性。李肇《国史补》序说：
这篇序文可以看作是历史琐闻笔记之走向成熟的标志。它如刘肃说的所记“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古”[133]，李德裕强调所记“以备史官之阙”，“惧其失传”[134]，郑綮说的“搜求遗逸，传于必信”[135]；以及僖宗时进士林恩撰《补国史》10卷，意在“补”国史，赵璘以《因话录》名书是说明其所“录”皆有“因”，等等，都反映出了作者的自觉史学意识。这种意识对于指导他们的撰述方向，从而确定他们的撰述成果在史学发展中所处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这些历史笔记所记虽不及正史系统、全面，但在揭示时代特点和社会风貌方面，因少有拘谨、言简意赅而具有独特的价值。《隋唐嘉话》卷上记李守素“尤精谱学，人号为‘肉谱’”，虞世南又说可称他为“人物志”。卷中记薛元超说“平生有三恨”，即“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记高宗“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乃禁其自姻娶。于是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这些记载，对于反映盛唐时期的门阀风气，是很重要的材料。而晚唐时期的历史笔记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在客观上不是在为唐皇朝唱赞歌，而是在为它的腐败、衰落唱挽歌。《国史补》中的“汴州佛流汗”、“韦太尉设教”、“王锷散财货”、“御史扰同州”等条，写出了中唐时期文武官吏的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丑恶行径；而“京师尚牡丹”、“叙风俗所侈”等条，则活画出德宗朝及其以后贵族生活的奢靡和腐败；此外，如关于藩镇跋扈、宦官专权、官僚队伍膨胀的记载，都从比较深刻的意义上揭露了这个时期的社会问题和历史特点。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实为唐代历史的重大转折，其中盛衰得失，引起后人的许多回味和反思。《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等书多触及这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开天传信记》虽只写了开元、天宝时期32件史事，但却把玄宗开元年间的励精图治、盛世景象，天宝年间的奢侈享乐、政事腐败，以及玄宗在安史之乱后做了“太上皇”的忧思惆怅和政治上的失落感，都反映出来了。
唐、五代的历史笔记的文献价值，后来在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被广泛采用而得到相当的发挥。高似孙《史略》卷四梳理“通鉴参据书”，列举多种。胡三省说：“盖唐中世之后，家有私史。……《考异》30卷，辩订唐事者居太半焉，亦以唐私史之多也。”[136]中唐以后，唐代官修史书的效能大减，私家撰史得到新的发展机会。这里说的“私史”，多是指的私家所撰写的历史笔记。这些笔记，有的还没有完全摆脱神仙志怪的影响，但这毕竟不是它们的主要倾向。诚然，即使是小说、故事一类的笔记，也与史学有一定的关系。近人陈寅恪以韩愈主持修撰的《顺宗实录》同李复言的《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条“互相发明”，证明宦官“胁迫顺宗以拥立宪宗”及“宪宗又为内官所弑”的事实，从而说明：“李书此条实乃关于此事变幸存之史料，岂得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之耶？”[137]又如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20卷、续集10卷，虽有不少神仙志怪的记载，但它却也包含了一些社会史、科技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历来受到中外学人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