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史撰述的成就

在《史记》以后的数百年间，通史撰述甚为寥落，而断代为史的皇朝史撰述则风靡一时。南北朝时，梁武帝曾命史学家吴均等撰《通史》600卷，北魏元晖也曾召集史学家崔鸿等撰《科录》270卷。[121]这两部书都是通史，但都没有流传下来。隋末陆从典试图“续司马迁《史记》，讫于隋”[122]。但他并未实现这个著述计划。盛唐史学家中，有不少人具有通变的历史思想。虞世南撰《帝王略论》5卷，其序称：“暨乎三代，则主有昏明，世有治乱，兴亡之运，可得而言。其明者可为轨范，昏者足为鉴戒。以某狂瞽，请试论之。”这是一本历史通论，是中国史学上较早的历史评论书。[123]李延寿撰《南史》、《北史》共180卷，“以拟司马迁《史记》”[124]。睿宗、玄宗时人韩琬曾撰《续史记》130卷[125]，惜其书已佚。萧颖士亦曾“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126]。这两部通史，前者尊《史记》，为纪传体；后者崇《春秋》，为编年体。萧书也不曾流传下来，他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被人们记载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其实，他对后世编年体通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应当被遗忘的。

中晚唐时期，中国史学上的通史撰述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不少新成就。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史学发展上的又一个转折。

概括说来，这个时期通史撰述的新成就有三个特点：一是体裁多样，二是出现了有影响的著作，三是开拓了历史撰述的新领域。这不仅是唐代史学上的重要成就，也是中国史学总的发展过程中具有转变风气重大意义的成就。为简省笔墨，便于浏览，兹将这一时期的通史著作列表如下：

据上表，从许嵩至陈鸿，都是中唐时人，所撰各书，多成于德宗、宪宗两朝；唯姚康是中晚唐之际人，其所撰《统史》则成于晚唐。这些撰述，除《建康实录》是贯通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历史的著作外，其余多是贯穿古今的通史。韩潭的《统载》，“采虞、夏以来至于周、隋，录其事迹善于始终者六百六十八人为立传”[127]。杜佑的《通典》，已如前述。高峻的《高氏小史》，“一以《太史公书》为准”[128]，钞节历代史而成，间或也有创作，下限至于德宗、顺宗时期。姚康的《统史》，“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编年为之”[129]。以上四书，分别是传记体、典制体、纪传体、编年体，它们的共同特点则都是通史。这样突出的成就，在中晚唐以前的史学发展上是不曾有过的。这些成就对于发扬中国史学的通史家风，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