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继承了史学史、思想史上的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史学上的历史进化思想。杜佑的历史进化思想，一是反对“非今是古”，从人口、地理等物质因素分析历史进化的“势”和“理”；二是主张“变通”和“适时”，以顺应历史进步的趋势。杜佑对于秦、汉、隋、唐以来的政治形势，着重从郡县、封国的利弊，分析它们的得失，论证历史的进步趋势。他在《职官典·王侯总叙》中写道：

天生烝人，树君司牧。人既庶焉，牧之理得，人既寡焉，牧之理失。庶则安所致，寡则危所由。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若以为人而置君，欲求既庶，诚宜政在列郡，然则主祀或促矣。若以为君而生人，不病既寡，诚宜政在列国，然则主祀可永矣。主祀虽永乃人鲜，主祀虽促则人繁。建国利一宗，列郡利万姓，损益之理，较然可知。

在这一段文字的分析中，他从人口庶寡、政治的安危以及“利万姓”和“利一宗”三个方面，论证了“列郡”代替“建国”的进步性。杜佑还辩证地指出：“立法作程，未有不弊之者，固在度其为患之长短耳。”而历史已经证明：“政在列国也”，“其患也长”；“政在列郡也”，“其患也短”。自南朝以下，“建侯日削，欲行古道，势莫能遵”[86]。这个认识，跟稍后柳宗元所撰《封建论》的思想是一致的。杜佑在《兵典·兵序》中，又从政治、军事上的得失，进一步肯定了秦、汉以来“罢侯置守”，“以为强干弱枝之势”，“诚得其宜”。同时又指出，“强干弱枝之势”的破坏造成了玄宗后期的社会动乱，是“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87]。这样，杜佑一方面指出了发展趋势的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又看到了具体形势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总的趋势和进程，其中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思想。

杜佑反对“非今是古”的思想，在对待民族问题和人才问题上，也表现得很突出。他在讲到“三代”的“立尸义”时，分析了“中华”与“夷狄”在礼俗上的同源和后来的变化，认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讳名焉。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犷，则多仍旧。”[88]杜佑从地理条件不同来说明中华与夷狄在礼俗文明发展进程上产生差别的原因，虽不尽全面，却是很有意义的见解。他批评前人的复古论调，并从社会心理上解释产生这种非今是古思想的原因，指出：“昔贤有言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诚谓削厚为薄，散醇为醨。’又曰：‘古者人至老死不相往来，不交不争，自求自足。’盖嫉时浇巧，美往昔敦淳，务以激励勉其慕向也。”[89]他从社会心理考察，认为：“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但他根据丰富的历史事实，明确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这不仅坚持了历史进化思想，也是对上述错误的社会心理和复古论调的有力批评。关于人才问题，杜佑认为：“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他主张通过“务勤其教”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贤，亦不可及已”[90]。这是强**育对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批评了非今是古的人才观。

杜佑的历史进化思想，还表现在他具有鲜明的“变通”和“适时”的历史见识。他不赞成前人所谓“子产铸刑书，而叔向责之；赵鞅铸刑鼎，而仲尼讥之”的旧说，称颂子产“观时之宜，设救之术，外抗大国，内安疲甿”的政绩，认为把孔子批评“乱制”看作是他反对“法度”本身不过是一种“臆说”[91]。杜佑再次批评“滞儒常情，非今是古”的陈词滥调，而肯定“秦始皇**平九国，宇内一家……所以尊君抑臣，列置郡县，易于临统，便俗适时”的历史贡献。[92]他的这种“观时之宜”、“便俗适时”的思想，在《通典》中有多处反映：“随时立制，遇弊变通，不必因循，重难改作”[93]；“弊而思变”[94]；“随时拯弊，因物利用”[95]。这些，都表明了杜佑历史进化思想中的时代精神和政治实践要求，这跟《通典》的“将施有政”的主旨是完全相通的。

诚然，在门阀时代，礼对于稳定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秩序，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杜佑所处的时代，门阀地主已经走下坡路了。因此，作为反映门阀地主之历史记录的姓氏之书日渐衰微，而作为反映门阀社会之现实秩序的礼书的价值也日渐缩小。贞元、元和年间，尽管还有人在编撰“新礼”，但实际上只是“具有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谓‘礼乐为虚名’也哉！”[102]这种变化，标志着一个时代行将结束，《通典·礼典》似是为这个时代所奏出的一首高亢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