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邦、致用，是杜佑史学思想的核心。同以前的历史著作比起来，《通典》具有更明确的经世致用的目的。杜佑在《通典》自序中首先落笔说：“佑少尝读书，而性且蒙固，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像他这样由史家本人明确地表示，把历史撰述同“将施有政”直接结合起来的，在以往的史家中同样是不曾有过的。从唐代史家对史学之社会功用的认识来说，这可以看作是对刘知幾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的史学思想在历史撰述实践上的发展。

杜佑的经邦、致用的史学思想有三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具有勇敢的批判精神。他在《献〈通典〉表》中写道：

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然多记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测，莫达高深，辄肆荒虚，诚为亿度。每念懵学，莫探政经，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76]

在这里，杜佑以婉转的口气指出儒家经典中有许多空泛的言论而“罕存法制”；同时，又直接批评“历代众贤”，说他们大多局限于指陈“紊失之弊”，很少有“匡拯之方”。从他的这种批判精神中，更可以看清楚他为什么“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了。

第二个特点，是重实际，讲功效，把对历史的认识转化为现实的实践。杜佑撰《通典》是着眼于现实而关注于“理道”。他主张“理道不录空言”，必然认真探讨“礼法刑政”，进而研究“政理”的具体措施。贞元十九年（803），杜佑入朝为相的第一件事，就是辑录《通典》要点，另成《理道要诀》33篇，编为10卷，上奏德宗，重申“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之旨。[77]《理道要诀》是《通典》的简本，从前者的书名可以看出《通典》的主旨实在于“理道”的“要诀”，在于历史认识之转化为现实的实践。为《通典》作序的李翰自谓“颇详旨趣”，他在序中强调指出：“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夫然，故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这一段话，把《通典》意在“经邦”、“致用”的主旨阐述得十分透辟。“师古”的目的不是复古，而是“随时”；“随时”是为了“立事”，以达到“经邦”的最高目标。这就是《通典》“将施有政”的“致用”之旨。李翰认为，这是那些刻意于“文章之事，记问之学”的一般著作无法比拟的。

第三个特点，是把握了社会的症结、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杜佑“经邦”、“致用”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潮流的反映。杜佑青年时代经历的“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唐皇朝政治力量的削弱和财政收入的困难，极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思想、学风和撰述旨趣。这在《通典》中有突出的反映。他在讲到“历代盛衰户口”时列举了一些统计数字，以衬托“盛衰”之变：天宝十四载（755），“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管口总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此国家之极盛也”。杜佑在注文中补充说：“自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三年（即755—760——引者），损户总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课户损二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九，课户损三百五十九万六百七十五；损口总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不课口损三千七十一万三百一，课口损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二。户至大历中（即杜佑撰写《通典》之初——引者），唯有百三十万户。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诸道按比户口，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78]杜佑列举这些数字，是以事实说明“安史之乱”后唐皇朝面临的财政危机。建中初年，杜佑上《省官议》，内中写道：“当开元、天宝中，四方无虞，编户九百余万，帑藏丰溢，虽有浮费，不足为忧。今黎苗青，天下户百三十万，陛下诏使者按比，才得三百万，比天宝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分之二，赋者已耗，而食之者如旧，安可不革？”[79]他在文中还批驳了一些阻碍“省官”的言论，这些都表明，“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变化，是杜佑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社会根源。他的许多见解，既是政治家对历史的卓识，也是史学家对现实的洞察。

中唐时期，国势衰弱，社会动**，这种客观情势把一批有识之士推到了历史潮流的前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如陆贽、李吉甫、裴度、郭子仪、李晟、李愬、刘晏、杨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杜甫、白居易等，都是杜佑的同时代人。他们的言论、行事、著作和作品，大多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史称：刘晏理财“富其国而不劳于民”[80]。陆贽“以天下事为己任”，而其“经国成务之要，激切仗义之心”[81]，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柳宗元、刘禹锡是王叔文改革的参加者，他们的政论、史论贯串着“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82]。韩愈主持修撰的《顺宗实录》，揭露了德宗朝时期的一些政治腐败现象。白居易则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83]的主张。后人称赞李吉甫行事“皆切时政之本务”，其著作“悉经世之学”[84]。杜佑无愧于他的这些同时代的优秀人物，是站在历史潮流前头思考问题的杰出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他的“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政治胸襟和《通典》的经世致用思想，证明他是这个历史潮流中的先驱之一。故“其书大传于时”，“大为士君子所称”[85]，绝非偶然。

杜佑“将施有政”的撰述宗旨，《通典》“经邦”、“致用”的社会目的，充分证明：中国史学之具有自觉的和明确的经世致用意识，当自杜佑始，当以《通典》为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