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是中国史学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唐宋以降，蓬勃发展，明清以来，数量剧增，不下二三千种，由此引发关于野史的汇编刊刻屡有所出，成为史学发展上的一个突出现象。最近20年来，或重印旧编，或裒辑新集，或以野史名书，或以笔记题签，均时有所见，显示出中国人对于野史笔记的新的浓厚兴趣。

一、从“自爱垂名野史中”谈起

中国史书自唐初成书的《隋书·经籍志》（656年）分为13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至清乾隆时修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781年）分史部书为15类，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其间相距1100百余年，历代官府、私家所修目录之书，于史书分类上虽有所损益，然大致不脱离上述基本框架。在一般的文献目录书中，尽管见不到以“野史”为名的分类，但野史作为一个有广泛含义的概念与撰述范围却是早已存在的。

野史之名，始见于唐。陆龟蒙有诗云：“自爱垂名野史中。”[2]史载：“（唐昭宗）龙纪中，有处士沙仲穆纂野史十卷，起自太和，终于龙纪，目曰《太和野史》。”[3]又有撰人不明的《野史甘露记》两卷[4]。这或许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以“野史”为名的著作。两宋以下，以野史命名的著作逐渐增多。如北宋龙衮撰《江南野史》[5]二十卷，今存十卷，记述南唐史事；孔毅甫撰《野史》一卷，记北宋官员、学人四十事[6]；《宋史·艺文志二》著录《新野史》十卷，《明史·艺文志》“杂史”类著录《野获编》八卷、《傃庵野钞》一一卷、《三朝野史》七卷、《野记朦搜》十二卷、《南诏野史》一卷；清代以来则有《南明野史》《清季野史》等。实际上，以“野”名史者只是野史中的极少一部分，野史的真正数量要比这大得多。宋人左圭所编《百川学海》、元人陶宗仪所编《说郛》、清留云居士所辑《明季稗史》，以及近人编纂的《清朝野史大观》等书，都汇集了丰富的野史撰述。

从野史的渊源来看，它与杂史有密切的联系。唐沙仲穆所撰《大和野史》即著录于“杂史”类。明人所著《澹生堂藏书目》，于“杂史”类分列野史、稗史、杂录三目，亦可证明野史与杂史的联系。《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小序，概述了杂史的面貌及其在体例、作者、内容上的几个特点：从整体面貌上看，有些史书，“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此其一；从作者身份来看，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此其二；从体例来看，东汉以下，史学逐渐突破官府藩篱向民间发展，故“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此其三；从所记内容来看，“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此其四。杂史的面貌及其所具有的这几个特点，使它和正史有着明显的界限和区别，也可以说是它“野”的表现。“杂”与“野”是有联系的。刘知幾《史通·杂述》篇，胪列正史以外的“史氏流别”凡10种：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其中即有不少属于野史之列[7]，而其内容也远远超出了“帝王之事”的范围了。

宋明以降，野史发达。元初史家马端临指：“杂史、杂传，皆野史之流出于正史之外者。”[8]这里包含着对“野史”的又一种界定，颇值得参考。明人高儒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撰成《百川书志》，其中《史志》篇分列史咏、子史、野史、外史、小史等类，将野史独立成目。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野史”的内涵亦愈来愈宽。宋人洪迈论说野史，曾举沈括《梦溪笔谈》为例[9]，而元修《宋史》则将《梦溪笔谈》著录于《艺文志》之子部“小说”类，清修《四库全书》又把它列入子部“杂家”类。又如上文提到的《新野史》，在《宋史·艺文志》中居于“别史”类，而《野史甘露记》和《大和野史》则又著录于“传记”类。可见，宋元以来，“野史”所包揽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了。至近代，梁启超把别史、杂史、杂传、杂记等统称为野史[10]，这是史家对“野史”内涵第一次做出明确的界定。今人谢国祯则认为：“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也可以说是稗乘杂家。”[11]梁氏据传统文献分类立论，谢氏依官、私区别及作者身份裁定，均不无道理。然二说都有可商榷处。首先，“别史”立目，创于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南史》《北史》等。《宋史·艺文志》因之，除《南史》《北史》外，还著录元行冲《后魏国典》、孙甫《唐史记》、刘恕《十国纪年》、郑居中《崇宁圣政》及《圣政录》、郑樵《通志》、蔡幼学《宋编年政要》等各种体裁史书123种。《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别史”类序称：别史者，“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包罗既广，六体兼存”，据此笼统地把“别史”纳入“野史”范围，似有未妥。仅从《宋史·艺文志》史部“别史”类著录来看，就必须区别对待。其次，“野史笔记”“稗乘杂说”固然“不是官修的史籍”，但也并非皆出于“在野的文人学士及贫士寒儒”之手；不少野史笔记的作者还是有官身的，只是多非史官罢了。要之，综合梁、谢二说并略加修正，于野史笔记之内涵，庶可得其大体。

在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以下，学人还常把野史作为“稗史”。如明黄昌龄辑历代野史笔记四十余种，刻为《稗乘》一书；明商濬编刻《稗海》一书，收历代野史杂记七十余种；清留云居士辑录《明季稗史》一书，共汇刻十六种野史笔记，等等。其实，称野史为稗史是不确切的。《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颜师古注引如淳曰：“街谈巷语，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师古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乃进而注曰：“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庸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由于人们忽略了师古注文，因此把稗官和小说等同起来，造成一系列错误。余嘉锡在《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一文中，对此详加辨析，指出：“自如淳误解稗官为细碎之言，而《汉志》著录之书又已尽亡，后人目不睹古小说之体例，于是凡一切细碎之书，虽杂史笔记，皆目之曰稗官野史，或曰稗官小说，曰稗官家。”[12]把一切细碎之书称为“稗官小说”，已失却原意，固不可，而把它们称作“稗官野史”或“稗史”，进而又以稗史泛指野史，则尤其不可。如上所述，稗官本是小官，职责是采访闾巷风俗、民间琐闻，故小说家出于此。若其所记内容，或与史事有关，后人称为稗史，还勉强说得过去；若以其所记尽称稗史，或竟以稗史包举野史，则显然是不妥当的。按《汉志》本意，稗官所记，系“街谈巷谢、道听途说”，但野史内容却不仅限于此，而较前者宽广得多。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近人徐珂《清稗类钞》，以杂记琐事之史籍为稗史，似较为允当。

总起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两点规律性的认识，第一，野史本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自唐以下，相沿至今；第二，野史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作者多非史官，二是体裁不拘，三是所记大多出于闻见，四是记事较少忌讳。

二、《正史削繁》与正史性质

一般说来，“野史”是相对于“正史”而言的。正史和野史的区分及其名称的产生，是在中国古代史学已经十分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广弘明集》卷三载南朝梁人阮孝绪《七录序》及《七录目录》，其《七录目录》附录七种之二是：“《正史削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录》一卷。”[13]《正史削繁》可能是“正史”名称最早的由来。尽管《广弘明集》成书晚于《隋志》，但从它著录《正史削繁》一书详于《隋志》来看，其所据文献当早于《隋志》之所据。《隋书·经籍志二》分史部书为十三类，以“正史”类为之首，著录历代纪传体皇朝史，并有小序概说其意，这是“正史”在历史文献分类上真正确立的标志。所谓“正史之名，见于《隋志》”[14]之说，或许包含了上述两种情况。《隋志》成书于7世纪中期即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而阮孝绪（479—536年）是5世纪和6世纪之交的人，其《正史削繁》当比《隋志》早一百二三十年。阮书已佚，故我们现在讨论正史含义，只可从《隋志》说起。《隋志》所谓“正史”，指的是《史记》《汉书》一类的纪传体史书。除纪传体各史之外，尚包括关于这些史书的集注、集解、音训、音义、驳议等著作。刘知幾撰《史通》，特叙《古今正史》篇，然其所谓“正史”含义与《隋志》并不相同。他在《史通·古今正史》篇结末处写道：“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事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自余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这里，刘知幾是把自古以来凡“史臣撰录”之书，尽视为“正史”。因此，上起先秦的《尚书》《春秋》，下迄唐初的官修诸史，不论记言、记事、编年、纪传，都在《古今正史》论列范围之内。他的正史含义比《隋志》宽广得多。以上两种关于正史的含义，对后世都有一定影响。

刘知幾以下受其影响最突出者，是清代雍、乾之际定稿刊正的《明史》，其《艺文志·序》写道：“四部之目，昉自荀勖，晋、宋以来因之。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有也。明万历中，修撰焦竑修国史，辑《经籍志》，号称详博。然延阁广内之藏，兹亦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区区掇拾遗闻，冀以上承《隋志》，而赝书错列，徒滋讹舛。故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为釐次，勒成一志。”因此，《明史·艺文志》“正史”类所列之书皆为明人之著作，内容多系宋、元、明三朝史事，体裁则包含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这显然是受了刘知幾《史通》之《古今正史》篇和《书志》篇的影响所致。

《隋志》以下，《旧唐书·经籍志》承《隋志》体例，也于史部书首列正史，“以纪纪传表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因之。清修《四库全书总目》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统认识，其史部总序云：“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正史类序又称：“正史之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近蒐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钦禀睿裁，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这是把“钦定”的《史记》等二十四史列为正史，并强调“未经宸断，悉不滥登”“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从而使正史处于史书中之最崇高的地位。而有关正史的训释音义、掇拾遗阙、辨正异同、校正字句等著作，均分别列于各史之后。自是，近二百年来，正史即“二十四史”遂成为一个固定的概念，至今为人们所袭用。

以上关于正史的两种认识，一是指纪传体皇朝史而言，二是指官修史书而言。前者内涵比较具体，后者内涵则过于宽泛。20世纪以来，尽管这两种说法都有影响，但从主要倾向来看，所谓“正史”，即专指作为纪传体皇朝史的“二十四史”。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规律性的认识，即“正史”的概念，千余年中，其含义或宽或狭，几经变化，最后以专称“二十四史”作为最有影响的确定的概念。近人先后增《新元史》而成“二十五史”，再增《清史稿》而成“二十六史”，只是姑妄言之罢了。1935年，顾颉刚在《二十五史补编》序中写道：“《二十五史》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举”，这是从史学的最基本的方面高度评价了历代正史的史学价值。

三、辩证地看待正史和野史

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正史和野史都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问题在于，人们应当怎样对待它们，尤其是应当怎样看待野史的撰述及其价值。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我们在对待野史和正史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上，应比前人有更多的理性认识：一是应有全面的和辩证的观点，二是应有历史主义的观点，三是应有批判继承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些观点，前人也都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料，这些思想资料多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

首先，关于全面的和辩证的观点。明代史家王世贞针对本朝的史学，就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得失阐述了精辟的见解。他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22]这一段话，概括地指出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偏颇和缺陷及其在史学上毕竟又都各有长处而“不可废”的道理，言简意赅，可谓史学批评史上的确论。他所总结的“人恣而善蔽真”“人臆而善失真”“人谀而善溢真”的三种情况及有关概念，具有值得重视的理论、方法论意义。从这里我们得到这样的启发，所谓全面的和辩证的观点，一是对正史、野史、家史的得失应做综合的评价，不应做孤立以至于对立的看待；二是对野史本身的长短应做辩证的看待，以避免陷于偏颇的误区；三是由此而及于全部史学遗产，亦应作如是观。

其次，关于历史主义的观点。不论是对野史、正史，还是如王世贞所说的国史、野史、家史，都应做历史主义的看待。在这个问题上，清代史家章学诚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写道：“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23]章学诚讲的“文德”，是文史批评的原则之一，所举的《三国志》《汉晋春秋》《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及其作者对“天统”“纪传”的认识与处理，都从时代及作者“身之所处”予以说明，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具有普遍的意义。今天我们对待“正史”“野史”及一切史学遗产，不论是从全局上看，还是就个别的著作及作者来说，都应采取这种方法论原则。

最后，关于批判继承的观点。“批判继承”是今人的观念，但并非古人没有这种思想因素。《隋书·经籍志二》杂史类小序一方面指出野史“非史策之正”，一方面又强调“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刘知幾在《史通·杂述》篇卷末写道：“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事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杂说、野史，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其中毕竟有“要”可“酌”，有“善”可“择”，因而受到“通人君子”、博闻学者们的重视。这些认识，包含了鲜明的批判继承的思想因素，值得今人借鉴。

四、野史的价值

现在，我们可以概括地来说明野史的史学价值了。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应当指出，野史笔记中，有的尚未完全摆脱神仙志怪的影响，但这毕竟不是它们的主要倾向。诚然，即使是小说、故事一类的笔记，也与史学有一定的关系。近人陈寅恪以韩愈主持修撰的《顺宗实录》同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中的“辛公平上仙”条“互相发明”，证明宦官“胁迫顺宗以拥立宪宗”及“宪宗又为内官所弑”的事实，从而说明：“李书此条实乃关于此事变幸存之史料，岂得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之耶。”[26]又如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虽有不少神仙志怪的记载，但它却包含了一些社会史、科技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历来受到中外学人的重视。

两宋以下，有些野史笔记的作者在考证史事方面用力甚勤。如宋人张世南著《游宦纪闻》，被称赞为“修史校书，它日或有采证，岂小补云乎哉”[27]。又如宋人李心传所著《旧闻证误》一书，对宋初以来各家所载朝章典制详加辨正，证其讹误，被人誉为“良史”[28]。野史笔记在这方面的价值，也是很重要的。

——活泼了历史撰述的形式。《隋书·经籍志二》说“杂史”的特点之一是“体制不经”，是指它在体裁上不像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那样规范，即是其“杂”的一个方面。刘知幾《史通·杂述》篇指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所谓“自成一家”，一指内容而言，一指体裁而言。清人浦起龙解释《杂述》篇的要旨说：“杂述，谓史流之杂著。”这也应当包括内容和形式两层含义。正是这种“体制不经”的“史流之杂著”，使其得以用活泼的形式来撰述史事：有分卷而无标目者，有分卷而有标目者，有事后追记者，有当时所记者，有分类编次者，有依时编次者，等等。这种撰述形式的“杂”，确与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史书具有规范的体裁、体例迥异；但也正是这种撰述形式的“杂”及其多彩多姿，极大地活泼了中国古代史书的表现形式，有利于史家主体意识的发挥，有利于历史记载领域的开拓，有利于史学更广泛地走向社会、走向民间。这是唐宋以后中国史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综上，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野史笔记在思想上、内容上和体裁上，都有值得重视、借鉴之处。不论是在研究、撰写中国历史方面，还是在促进当今史学发展方面，野史笔记都是有待于进一步发掘的史学宝藏。

[1] 原载《齐鲁学刊》2000年第1期。

[2] 陆龟蒙：《奉酬袭美苦雨见寄》，《全唐诗》卷六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228页。

[3] 参见《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部·采撰二》；《新唐书·艺文志二》杂史类著录，“沙仲穆”作“公沙仲穆”。

[4]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杂史类，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68页。

[5] 一名《江南野录》。

[6] 洪迈疑非孔氏所作，参见《容斋随笔》卷一五“孔氏野史”，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97页。

[7] 《史通》卷十《杂述》篇失于过“杂”，不如《隋志》“杂史”类论列清晰。

[8]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五《经籍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47页。

[9] 洪迈：《容斋随笔》卷四“野史不可信”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3～54页。

[1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第10册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书，1989年，第47页。

[11] 谢国桢：《明清野史笔记概述》，载《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5期。

[12] 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78页。

[13] 《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杂史类著录：“《正史削繁》九十四卷。阮孝绪撰。”《旧唐书·经籍志上》：“《正史削繁》十四卷，阮孝绪撰。”《新唐书·艺文志二》：“阮孝绪《正史削繁》十四卷。”

[1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史部《正史类·序》，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97页。

[15] 洪迈：《容斋随笔》卷四“野史不可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3～54页。

[16] 洪迈：《容斋随笔》卷八“谈丛失实”，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01～103页。

[17] 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五“孔氏野史”，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97页。

[18] 高似孙：《史略》卷四“通鉴参据书”条，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7～88页。

[19]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懿宗咸通元年，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089页。

[20] 谈迁：《国榷》喻序，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页。

[21] 昭梿：《啸亭杂录》卷二“金元史”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0页。

[22]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23]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24～325页。

[24]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杂史类，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67页。

[25] 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序，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5页。

[26] 陈寅恪：《〈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88页。

[27] 张世南：《游宦纪闻》李发先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5页。

[28] 李心传：《旧闻证误》李调元序，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