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历史仅仅是关于过去的事情，同现实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误解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往往也是人们觉察不到或不能直接觉察到的。这种现象与其说是反映历史学这门学问的特殊个性所致，不如说是人类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与认识上的悲哀。

其实，历史与现实本有密切的联系，历史对于现实有重要的意义，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思想成果，也是历史学之社会价值的标志之一。当然，由于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路径的不同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人们在表述这一思想成果时会显示出不同的特点，但大致不会脱离这一思想成果的轨迹。正如恩格斯所概括的那样：

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2]。

这段话，从“科学领域”的“材料”和人们思维活动的发展，揭示了历史和现实的密切联系及其对现实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至晚在西周至西汉时期，在一些经书和史书中，已经产生了关于历史与现实关系之明确认识的思想“材料”。

如《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诗·大雅·**》：“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殷之亡，周之兴，是当时的大事，这不仅是政权的更迭，而且也促进了人们历史观的变化。以前朝的兴亡为借鉴，从而谨慎地对待政治统治，体现了西周时执政者周公的思想之深邃。而这一思想在诗歌中的反映，说明它已在较广泛的范围里得到传播。

《易·大畜》上有这样的说法：“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里强调人们要多了解前人的嘉言懿行，以积累自身的“德”，即提升自身的修养。显然，这完全从正面说明“前言往行”对现实中的人们的重要。

《战国策》卷一八《赵策一》记载了这样一个哲理：“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所谓“前事”，是指以往的经验教训，所谓“后事”，是指现实中人们的活动。在这里“前事”与“后事”的联系以及“前事”对“后事”的意义，被表述得极为明确和重要。

司马迁进一步指出了历史（古）对现实（今）的意义，他认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3]古人的道（言论和行事），今人可以用来作为“镜子”对照或抉择自身的言行。

从上述这些思想材料来看，我们的先人在历史对于现实之意义的问题上，至晚在西周至西汉时期，已经形成了逐步清晰的认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史学的进步，这一认识进一步深化，成为中国历史思想上的一个优良传统。本文试从三个层面对这一传统做简要的论述，以就教于方家和读者。

一、人们为什么必须敬畏历史

历史本是人的活动，或者说人是历史过程的主体。因此，历史对于现实的最广泛的意义是对人的启示和教育，而这种启示和教育一般是通过现实中的人了解历史、自我反省来实现的。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在《史通》中阐述了一个平凡而深刻的道理，他指出：

对于刘知幾的这一论述，我们有必要强调以下几点。第一，“史官不绝，竹帛长存”，既是每一个时代的人们留住历史记忆的手段和载体，又是每一时代人们得以认识历史的路径。第二，每一时代的人们的自我反省精神，是辨析历史上的善恶是非的主观动因，而“思齐”“自省”则是历史对现实中的人的教育作用，如果人们丧失这种自我反省精神，那就不懂得善恶是非，从而看不清历史前途，以致陷入危险的境地。第三，由于上述作用的广泛性和重要性，它不仅是“生人（民）之急务”，而且是“国家之要道”。历史是公正的，自然也是无情的。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把“急务”真正当作急务对待，不把“要道”真正视为要道处置，则其历史前途必然是黯淡的。

从历史上看，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只要具有这种“思齐”“自省”的自觉和勇气，就能从历史中获得教益，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司马迁著《史记》，在讲到做人物传记时这样写道：“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5]当然，在司马迁笔下，并非所有历史人物都符合他提出的上述标准，但司马迁思想上的这种追求，反映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他所记述的许多历史人物，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的成因，同史学家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和对史学的神圣职责感有密切的关系。司马谈临终前同司马迁有过这样的对话：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6]

这种敬畏之心与神圣的职责感显示出极大的震撼力和感召力，在历代史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唐代思想家柳宗元曾撰有《与韩愈论史官书》一文[7]，对史官的重要职责做了深刻的阐述，此后，柳宗元又写了《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一文[8]，反映出柳宗元在历史撰述上认真的实践精神，说明他在史学上并不是只擅长理论思维的人。他向韩愈推荐的《段太尉逸事状》，是他亲身调查所得，并多方核实无误，所以他在此书中写道：“太史迁言荆轲，征夏无且；言大将军，征苏建；言留侯，征画容貌。今孤囚贱辱，虽不及无且、建等，然比画工传容貌尚差胜。《春秋传》所谓传信传著，虽孔子亦犹是也。窃自以为信且著。”[9]他在这里充分肯定了司马迁为撰写历史而进行社会调查的求实作风，同时也坦率地估量自己的撰述“信且著”。柳宗元所言所行，恰是对敬畏之心和神圣职责感这一优良传统的历史性反映。

中国古代史书有多种表现形式，而纪传体史书始终是最受重视的部分，它们所记述的历史人物的嘉言懿行，对后人有极大的与深远的启示和教育作用。这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传承不息的。诚如李大钊所说：

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这是由史学的研究引出来的舜人亦人感奋兴起的情绪[10]。

正是这种“舜人亦人感奋兴起的情绪”，反映了中华民族效法先贤、积极进取的历史精神。

毋庸讳言，历史上确有少数对历史毫无敬畏之心而恣意亵渎历史的人，这种人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如唐人许敬宗以阴谋手段取得权位，“以监修国史”的身份对前人所修皇帝实录“窜改不平，专出己私”，为反对过他的人立传时“盛诬以恶”，极为跋扈。李义府其人亦以阴谋得势，并“兼修国史”，妄言其家出于“赵郡”李氏“与诸李叙昭穆”，在修全国总谱中上下其手，劣迹甚多[11]。他们何曾想到，二三百年后，宋人欧阳修、宋祁撰修《新唐书》时，许、李二人被列于“奸臣传”之首。这就是亵渎历史者的命运。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这样公正。

二、人们为什么必须尊重历史

人们为什么必须尊重历史？尊重历史就是尊重前人的“嘉言懿行”，就是尊重前人的智慧和创造；同时，也要关注前人的错误、失败和教训。人们果真能以真诚之心尊重历史，就会使自身的“德”不断得到积累，变得聪明和智慧。因此，尊重历史与总结经验是历史与现实之密切关系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方面。它之所以更为重要，是因为这直接关系着政治的得失和社会的治乱，是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唯其如此，西周统治者提出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政治理念，几乎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个永恒的命题，所谓“殷鉴不远”就是专指要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要增强忧患意识。

在中国古代史上，朝代更迭之际，新兴朝代的政治家们大都面临这样一个共同的问题：前朝为什么会灭亡？本朝如何才能长治久安？这里，我们不妨以西周、西汉、唐朝建立之初的历史为例，看看政治家、思想家们是怎样认识上述问题的，这种认识的实际意义何在。

西周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西周时期的物质生产、制度设施、思想成就，对后世都有极深远的影响。文王、武王、周公被视为“圣人”，是同西周的兴盛相关联的。文王奠基，武王灭商，周公对西周的巩固和发展有重大贡献。从《尚书·周书》来看，周公摄政期间及其归政于成王之初，他就当时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而发布的诰文，一方面分析现实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另一方面又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而阐述了他本人与诰文训诫对象应当采取的正确做法。

周公结合一些重大的政治事务，在发布诰文时强调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如康叔就封殷地之前，他训诫康叔说：由于文王明德慎罚，上天很高兴，命文王代替殷来管理它的臣民。周公强调说“不可不监”，我们不能不认真总结历史经验，认真地施行德政，谨慎地使用刑罚[12]。从明德慎罚到“不可不监”，可以看作当时政治家总结历史经验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此外，周公还告诫西周的贵族“罔敢湎于酒”[13]，要效法“勤用明德”以“保民”[14]，不可陷于**佚[15]，要时时想到天意和民心以求善始慎终[16]，等等。

通观周公的这些诰文可以看出西周政治统治不断巩固、完善的过程，而举凡重大措施无不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相联系。可以这样说，周公从摄政起至还政于成王之初的若干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年代，其思想成果不仅对“成康之治”、西周的繁荣有直接的积极作用，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本无意于总结经验，后受到儒生陆贾的启发，认识到马上打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于是指示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深得刘邦称赞，并名其书为《新语》[17]。陆贾《新语》的第四篇《无为》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国策，同刘邦等人总结历史经验有极大的关系。

应当指出，在对待总结历史经验的问题上，陆贾是一位智者，也是一位勇者，他批评刘邦说：“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秦）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18]这几句话，概括了自殷、周至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其关节点在于正确处理“逆取”“顺守”与“文武并用”。秦朝为政之失，正是不懂得总结这样的历史经验，以至二世而亡。

上述正反两个方面的实例，雄辩地说明历史经验在联系历史与现实进而在决定现实之未来命运方面，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对“周秦之间”历史经验教训的论述尤其值得人们深思。他用那只如椽的大笔写道：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19]。

这里说的忠、敬、文的关系，表明司马迁还没有摆脱历史循环论的影响，但他论“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而“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两两对比，天壤之别，只有大手笔才能为此。

西汉初年总结历史经验的活动，从刘邦、陆贾到贾谊、晁错，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参与了讨论，历时40多年。到汉武帝时期，史学家司马迁以其深刻的思考和见识，详尽地总结了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唐初政治家们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在规模上超出了西周初年，在自觉的程度上则高于西汉初年。唐高祖李渊认为，可以通过撰写前朝史“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20]。这就是说，通过撰述历史，把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联系起来了。唐太宗李世民十分重视历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即“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21]。他深刻地感受到史书在总结、传递历史经验方面的作用，极为感慨地说道：“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22]显然，唐初的最高统治者是把总结历史经验同撰修前朝史结合起来，这是重视历史进而重视史学的表现。而魏徵作为唐太宗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更是把总结前朝历史经验教训同撰写《隋书》紧密结合起来。魏徵撰写的《隋书》史论，亦可视为他在当时所发表的政论。他以隋朝的兴亡同秦朝的兴亡做比较，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23]这种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结合，深刻地揭示出隋亡与秦亡的相似之处。唐初政治家们这种强烈的以史为鉴的思想及政治实践，不仅对唐代政治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对唐代史学发展产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西周、西汉、唐代三朝建立之初，统治者都十分注重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所得到的启示，以此作为制定基本国策和重大举措的指导原则之一，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先后出现了彪炳于史册的“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这充分表明，西周、西汉、唐代之盛同总结历史经验之间，自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滋养着、推动着现实的发展。同时，我们注意到，与这一趋势相伴而行的，是史学的成长和发展。史学成为历史与现实相联系的主要纽带，是现实中的人们认识历史及其价值的主要路径。在这方面，清代史学家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做了深刻的阐述。他对“资治”的底蕴提出了这样的见解：

然则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24]。

在这段话中，王夫之反复强调了治之所资，“一心而已矣”“惟在一心”。这就是说，人们应当真诚地对待历史经验，则历史上的得与失、同与异，都可以作为借鉴。

三、人们为什么必须正视历史

人们为什么必须正视历史？因为只有正视历史，才有可能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启发，进而结合现实做出合理的抉择。当然，正视历史需要勇气，合理抉择要凭智慧，没有勇气，也就谈不上获得智慧。这表明，历史对于现实的意义，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人们在探究历史真相以及历史同现实的联系中，如何认识与把握时机，面向未来。古训说的“彰往而察来”[25]，当是这一思想的渊源。它包含着人们对过往（历史）的崇敬，对现实的关注，对未来的观察和向往。

从社会历史领域来看，人们十分关注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对攻守异势的认识，亦即对“逆取”“顺守”关系的认识；二是对朝代更迭之周期性现象的认识。

关于“攻守异势”或“逆取”与“顺守”之关系的认识，直接关系着相关时期国策的制定，因而是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上述陆贾所言“以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即是从长时段的历史现象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其后，汉文帝时贾谊著《过秦论》，认为强大的秦朝之所以速亡，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26]。这是对“逆取”“顺守”不同形势的另一种表述，其意在于说明形势变化了而政策却没有相应的变化，以致遭到败亡。唐初，魏徵以隋亡同秦亡做比较，来说明隋亡的原因，并认为二者“相类”，是把这一相关认识更加深化了。

关于朝代更迭的周期性现象，也是政治家、思想家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探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周公在讲到以夏为鉴、以殷为鉴时，认为夏、殷两朝起初都是“服天命”“受天命”的，故能长久存在，后来它们的统治者都不“敬德”，所以不再受到“天命”的关注，于是灭亡了[27]。当然，这里所强调的是以史为鉴的问题，但其中包含着从某种相近或相似的历史现象中概括出来具有一般意义上认识的因素。

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更迭的频繁，唐太宗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向魏徵发问说：“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由此可以看出，唐太宗是一个敢于正视历史的君主，而问题的本质是有关唐朝的命运和“生民”的福祉。魏徵对唐太宗提出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十分明确，首先，他强调说：“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陛下圣德玄远，居安思危，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28]这是从君主的“嗜欲喜怒”的“纵之”与“节之”的原则上做了说明。

其次，魏徵从朝代兴亡的普遍性现象的角度做了进一步分析，他认为：

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枝百代，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29]。

在这里，魏徵尖锐地指出历代王朝“克终者鲜，败亡相继”的历史命运，同时还用秦、隋两朝的历史做了具体的阐说。显然，这是触及唐王朝命运的根本了。魏徵似乎有信心使唐王朝摆脱“败亡相继”的命运，而这就要向西周初年的政治家学习，一是明德，二是慎罚。由此可见，魏徵说的“可得而言”，就是要从历史中寻求启示和智慧。当然，这也表明，唐太宗和魏徵都是敢于正视历史的政治家。

最后，魏徵清醒地指出了唐王朝的三种历史前途。第一种前途是，能够认识到得天下不容易，所以管理天下日慎一日、小心谨慎、居安思危，不搞一些好大喜功的做法；时时考虑到王朝存在着危机，能听取不同的意见，特别是下层人们提出来的意见。达到这种境界的话，就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前途，这是“德之上也”。第二种前途是，目前的政策大致可行，继续维持下去，不让现状有所损坏，这样就能够得到一个中等的前途，这是“德之次也”。第三种前途是，不考虑善始慎终，不考虑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前景，无所作为，让现状一天天坏下去，那么这就是最坏的一种前途，“斯为下也”。在唐太宗时期，魏徵能够指出这样三种历史前途是很重要的，对当时的政治家们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可见，魏徵既是一个敢于正视历史的政治家，也是一个能够清醒面对现实和未来的政治家。

这里，我们还要提到宋人朱熹在这个问题上的有关见解，他在讲到如何读史的时候这样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30]他说的“大伦理”在当时是指君臣父子的关系，在今天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公平、公正：他说的“大机会”，是指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关头，在今天看来，大致是相通的；他说的“大治乱得失”，应当是指朝代的兴亡、社会的治乱一类的事件了，今天似应也作如是观。朱熹所论的这个读史方法，一方面固然是教人们如何读史，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善于把握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从整体上看清历史发展的面貌及其趋势；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人们应该把读史和认识社会、进而参与社会活动联系起来的一层含义，应当说，这对于学人和政治家都是适用的。一言以蔽之，正视这三“大”，要有勇气；有勇气，才能得到智慧。

人们在敬畏历史时陶冶着人生，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积累着经验教训，在正视历史的前提下做出正确的抉择，所有这些，都表明历史对于社会有重大的意义，能使现实中的人变得更聪明、更理性、更高尚，表明历史是人们最好的教科书。当然，只有忠实于历史、“心术”纯正的人们才有这样的机会，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而不敢正视历史、曲解历史以致无视历史权威的人，不仅与此无涉，而且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在这个问题上，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人人概莫能外。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史通》中的《直书》《曲笔》两篇所论，今天读来，仍有现实的启示。

[1] 本文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2]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梅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6～727页。

[3] 司马迁：《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78页。

[4]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0～281页。

[5]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页。

[6]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5页。

[7] 参见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一《与韩愈论史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8～500页。

[8] 参见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一《与韩愈论史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00～501页。

[9]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一《与韩愈论史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01页。

[10]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六章《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李大钊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5～446页。

[1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三上《奸臣传上·李义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41页。

[12] 《尚书·康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5页。

[13] 《尚书·酒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7页。

[14] 《尚书·梓材》，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8、209页。

[15] 《尚书·无逸》，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1～223页。

[16] 《尚书·君奭》，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3～225页。

[17] 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9页。

[18]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9页。

[19] 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93～394页。

[20]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6页。

[21] 王钦若编：《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22]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7页。

[23]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裴仁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36页。

[24]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4页。

[25] 《易经·系辞下》，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9页。

[26]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2页。

[27] 《尚书·召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2～213页。

[28]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慎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02页。

[29]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君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页。

[30]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