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研究民俗学的，只是偶尔也读一点这方面的书，但是，我对钟敬文先生的人格和他的学问都很崇敬。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白寿彝先生曾跟钟先生商量，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可以设几个研究室，其中有一个是民俗学研究室，还有民族学研究室、方志学研究室等。后来史学研究所受到规模的限制，只设立了史学史研究室和中国通史研究室。我还记得，好像第一次全国民俗研讨会，就是白寿彝先生请史学研究所副所长刘淑娟老师协助钟老筹备的。这些往事都说明，我们的老一辈学者在思想上、学术见解上，彼此都非常了解，能够做到互相支持，这对我们这些晚辈是很大的教育。

我今天到这里开会，主要是学习。钟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对于他的学问，从感情上讲，从理性上讲，我反而觉得越来越近了，越来越亲切了。当然，还没有看到即将出版的20卷的《钟敬文全集》，但读着现在钟老有关的书，我已经受到很多启发和教育。

我想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理论修养和学科建设问题。我的专业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主要是研究中国史学史。钟先生有关文章和著作，使我深深感到，要想在学术发展上，特别是在学科建设上，有所作为，有所前进，是需要理论修养的。如果没有理论修养，想要向前推进学科建设，其实是很难的。我读了中华书局出版的《钟敬文文选》，前面有一个《序言》，是董晓萍教授撰写的。这篇序言对钟先生的学术和学术思想做了全面的、深入的论述，我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对民俗学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尤其是我读了钟先生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等几篇宏文，受到很大启发，思想上产生了震撼，钟先生提出的互相联系的一些概念，如“民俗”“民俗史”“民俗学”“民俗学史”等，把它们换位到历史学领域中来，也是可以借鉴的。历史学界有一些同行对这类问题弄不清楚，但是，读钟先生的书，读他的文章，他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这些概念，讲得非常清楚。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某一种学科建设，只有它的学术带头人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很宽阔的视野，才能够把一些基本概念提炼出来，加以区别，同时建立联系，而且让后学晚辈们都能够了解他的思想，他的理论学说就能推广到学科建设中去。我想，这是一个学科得以建立起来，并且能够不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关于学科建设的体系，不能不具体说到“民俗”与“民俗学”的概念。在中国的史学遗产里面，在《诗经》《史记》等历史典籍里面，包含了大量的民俗的文献资料。我想特别提到唐代史家杜佑撰写的宏伟的典制体通史《通典》一书，它也是记录民俗的宝库。《通典》讲到州郡的时候，每一个地方都有关于民俗的记载，都有专门的篇章、段落记述民俗，这些史料都非常重要。显然，民俗是史书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历史学研究历史，无疑也要关注民俗，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学与历史学是交叉的，是互相包容的：有人甚至认为，根据《风俗通义》一书，可以另写一部东汉史。这或许有些夸张，但至少表明《风俗通义》的特殊重要性。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顾炎武很重视民俗，他对“周末风俗”“两汉风俗”“宋世风俗”都有所论述，他还引用他人的话说：“风俗者，天下之大事。”[2]当然，他讲的是广义的风俗，包括各方面的社会风气。钟先生提出的用民俗学研究民俗，这是一种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他从这个高度，肯定历史文献的价值，提出“民俗史”和“民俗学史”的概念，并提出和建设起“历史民俗学”。我对于钟先生的学问，对于钟先生的这些高屋建瓴的看法，觉得距离我越来越近，也越来越亲切了。我还要好好地读书，同时要读钟先生的书，因为钟先生的书跟中国史学史有很多相通之处，我们要用学术前辈的成果来推进历史学的学科建设。

第二个问题，是老一辈学者所提出的，建设某一个研究领域的中国学派的想法。钟先生提出要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他在这个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从我们历史学来讲，也是这样。在老一辈学者中间，像侯外庐先生、尹达先生、白寿彝先生，他们都提出过这个问题，而且都付出了努力。l993年，白寿彝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作了《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演讲，论述了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对外国史学的借鉴、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问题等重要内容，反映了他对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学派的一些思考，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反映了什么气势？我想，这里面有一种学术上高度的自觉和自信，这在今天尤其重要。

反思我国历史学的发展，近些年来，大概有20年，受外国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启发很大，获益不少，但冲击也很大。比如，后现代理论，后现代叙事学等。就以所谓“叙事”来说，在中国，最有资格讲叙事的，就是史学。中国史学不仅有重视叙事的优良传统，而且有阐述“叙事”的理论，刘知幾《史通》中就专设《叙事》篇，章学诚《文史通义》中也有一些论述叙事的名篇。但我们为什么没有树立自己的旗帜？这就同我们建立中国学派的自觉性和自信心不够有很大的关系。我在一些场合呼吁这个问题，中国有历史叙事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写这方面的文章和专门著作。我的想法是，只有把中国的史学传统概括出来，把其中好的地方、有价值的地方讲清楚了，才能够和别人有一个交流的前提。总之，钟先生所提出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问题，意义非常重大。不论你在哪个领域里治学，都要具有建立中国学派的意识、勇气和信心，从而反映我们中国学术文化的特点，展现中国的风格。

在今天的会上，看到几个国家级出版社为钟先生出了这么多书，包括《钟敬文全集》这样的巨帙，感触很深。我知道钟先生笔耕一生，非常勤奋，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著作留下来，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一份巨大的文化遗产，将来我们都应该好好地研读，从中汲取在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营养。

我不是研究民俗学的，讲的可能有一些外行话，但我还是感觉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在继承钟先生的学术遗产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且能够向前推进，有所创新。今天来参加会的老先生不少，有的都80多岁了，这说明钟先生在学术上、在人格上的感召力。钟先生是令人钦佩的老一代学者，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1] 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廉耻》，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