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

一、马、班历史视野的歧义

史学家对历史的观察，因其旨趣和视野的不同而会产生种种歧义。会通与断代，是比较突出的一种歧义。对于这种歧义的讨论和批评，一般都要从司马迁、班固说起。

司马迁著《史记》的目标之一，是“通古今之变”。他在这方面的具体的撰述要求，大致可以概括为五点。第一，探究“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或者说是“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是从政治的兴衰得失之故上着眼的。第二，考察“礼乐损益，律历改易”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承敝通变”，这是从典章制度和社会风气的演变着眼的。第三，在观察历史的视野上，他是“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认为“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这是从历史进程的连续性着眼的。第四，他“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是从历史文献的搜求和处理上着眼的。第五，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即除王侯、皇帝、封君外，凡“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之人，为之作传入史，这是从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着眼的。因此，《史记》成为一部内容丰富、结构恢宏的“历黄帝以来至（汉武帝）太初而迄”的通史[1]。

东汉班固著《汉书》，因着意强调“汉绍尧运，以建帝业”，故不赞成把西汉皇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的做法。他的撰述目的，是要证明经王莽之后“系唐统，接汉绪”的东汉皇朝之“盛哉乎斯世”的伟业的由来。班固说：“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咏殷周之《诗》，讲羲文之《易》，论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2]他作《典引篇》，歌颂“高、光二圣”，“以膺当天之正统”；又说“赫赫圣汉，巍巍唐基”，天、地、人之伟绩“匪尧不兴”“匪汉不弘”[3]。西汉皇朝的历史已经结束，而东汉皇朝创业未久，班固生当其间，其历史视野集中于西汉一代史事，自有历史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原因，这里不再一一考察。《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值得注意的是，《汉书》的内容也是很丰富的，所谓“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4]，正是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它的纪、表、志、传的内容。

由于旨趣不同，视野各异，司马迁着意于“通古今之变”，班固更看重究一代始末：前者放眼于以往全部历史，后者则瞩目于跟本朝有密切关系的最近一段历史。他们各自的选择，都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反映出了他们不同的个性。

通史撰述的萌芽起源于战国时期，如《世本》《竹书纪年》。但真正确立了通史规模的书，是《史记》，这是司马迁的首创。班彪称：“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5]班固也赞叹司马迁《史记》“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应当公正地说，《史记》的通史价值，班氏父子是有所认识的。然而《汉书》问世后的四五百年间，其历史命运却比《史记》好得多：不仅“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6]；而且自南朝梁、陈至隋及唐初，《汉书》已成为专门之学，而“《史记》传者甚微”[7]。

会通与断代的歧义及分途，由来已久。

二、刘知幾对断代为史的推崇

刘知幾《史通·六家》篇分史书为六家：《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刘知幾认为：“《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这是指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以下，如梁时有《通史》，北魏有《科录》，唐初有《南史》《北史》。“《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这是指断于一代、尽其首尾的纪传体史书，《汉书》以下如《东观汉记》《三国志》等。

《史通·六家》篇突出地批评了“《史记》家”的缺点，说是：“《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此其为体之失者也”。这是批评《史记》记事“零乱”。又说是：“兼其所载，多聚旧记，谓采《国语》、《世本》、《国策》等。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这是批评《史记》多采用前人撰述。又说是：“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这是批评《通史》《科录》不具特色而缺魅力。刘知幾的结论是：通史一类的著作，“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史记》家”几乎毫无可取之处了。不过《史通·二体》篇在分析纪传、编年二体各自的长短时，因纪传体首创于司马迁，固不能不论及《史记》的“长”与“短”。刘知幾说：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此其所以为短也。[8]

饶有兴味的是，这里所说的“此其所以为长”，同《六家》篇对《史记》的批评并不一致；而所谓“长”者种种，皆指其“体”而非指其“通”。而这里所说的“此其所以为短”，往往又是跟上文所说的“疆宇辽阔，年月遐长”或此处所说“编次同类，不求年月”相关联，即与其作为通史分不开。对于《史记》作为通史的长处和价值，刘知幾的评价，似还不如班彪、班固父子来得慷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刘知幾对《汉书》是极力推崇的。他认为：“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如《尚书》记周事，却仅仅写到秦穆公助平王东迁；《春秋》述鲁史旧文，止于哀公；《竹书纪年》写到魏亡，《史记》只论及汉初。——在刘知幾看来，皆非断限整齐之作。而“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9]。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刘知幾对《史记》的批评也罢，还是他对《汉书》的推崇也罢，都着眼于“史法”，即着眼于它们的形式和内容，而很少涉及它们作者的撰述之旨。至于说“学者寻讨，易为其功”，也只是停留在这个层次上。

刘知幾对“包举一代”之史的推崇，除史学的原因外，还有社会的原因，即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皇朝史撰述的重视。而作为“正史”的皇朝史，“作者尤广”，以致“一代之史，至数十家”[10]。这种情况表明，断代为史的产生和发展，是有一定的社会条件为其必然性的。从这一点来看，刘知幾对断代为史的肯定，是有其史学的和社会的合理性的。刘知幾在这个问题上的不足之处，是过分夸大了这种合理性，从而排斥了通史发展的可能性，以致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11]。这个见解，限制了刘知幾对未来史学发展的积极设想。

三、郑樵对“会通之义”的阐释

在刘知幾以后，大致从中唐时期起，通史撰述呈复兴的趋势，出现了编年体、纪传体、传记体、典制体等多种体裁的通史著作。著名的典制体通史《通典》，就是这个时期问世的。北宋，又有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巨制的产生，影响之大，不在《史记》《汉书》之下。于是，史学家对通史之作也就有可能提出新的理论上的认识。南宋史家郑樵撰纪传体通史《通志》，其《总序》是一篇阐释“会通之义”的宏文。序文从“百川异趣，必会于海”“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说到“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认为，孔子和司马迁是最深谙“会通之义”的史家。孔子“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司马迁“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郑樵说的“同天下之文”，是从空间上同时也是从文献上着眼的；他说的“极古今之变”，是从时间上亦即从历史进程上着眼的。他论司马迁，也是强调了这两个方面。通观《总序》全文，郑樵所谓“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一是重古今“相因之义”，揭示历史的联系；一是重历代损益、“古今之变”，揭示历史的变化。因此，郑樵批评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又说：“自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

郑樵所谓“会通之义”的含义，从对司马迁的称道和对班固的批评中，可以归结为重古今之相因、极古今之变化这两句话。他进而指出，史家倘若背离“会通之义”，那么，在历史撰述上就会出现“烦文”“断绠”、曲笔即“伤风败义”等弊病。

郑樵对“会通之义”的阐释是有理论价值的。他对班固“断代为史”的批评，不免失之过当。诚然，“会通”是重要的，它反映出史家宽阔、辽远的视野，反映出史家对历史的“相因之义”“古今之变”的探求和认识，以便更有效地“彰往而察来”，发挥史学的社会作用。但是，不能因此而全然否定断代为史的价值、作用及其自身的合理性。刘知幾对通史的批评，郑樵对断代的否定，是在对待会通与断代问题上的两种片面性的突出反映。

会通与断代，是史学家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通古今之变化固然是重要的，详一代之兴废也是很重要的。其中得失优劣，应做具体分析。从中国史学的全貌来看，“包举一代”的史书不乏杰出之作，而“会通之义”确也是史学的优良传统。

四、章学诚论“通史家风”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申郑》《释通》两篇中，论述了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这是对“会通之义”的进一步总结。

《申郑》篇高度评价郑樵对“会通之义”的阐发和他所撰的《通志》一书，认为：

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12]

在许多年中“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的情况下，郑樵一反“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的学风，探求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发扬通史家风，这是郑樵“有志乎求义”的卓识，也是章学诚“申郑”的真谛。章学诚之重“史意”，于此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关于“通史家风”，章学诚提出了几个要点，在史学批评史上是值得重视的。首先，他指出：《通志》“存正史之规”，《资治通鉴》“正编年之的”，《通典》“以典故为纪纲”，《大和通选》“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他明确地表明了唐宋史学在通史撰述方面的特殊贡献，这是前人不曾论到的。

其次，他针对刘知幾批评通史的“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诸论点，指出：“史书因袭相沿，无妨并见；专门之业，别具心裁，不嫌貌似也。”这是指出史书在内容或文献上的“因袭相沿”，跟作者在撰述之旨上的“别具心裁”是有区别的，史学批评应重视后者。

最后，章学诚总结了“通史之修”有“六便”“二长”“三弊”。“六便”是：“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详邻事。”“二长”是：“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三弊”是：“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标目。”对于这些，他都有详说，不一一转述。其论“二长”，一是“具翦裁”。章学诚认为：通史有“通合诸史”之意，它不只是“括其凡例”，还应当“补其缺略，截其浮辞，平突填砌”，以成“一家绳尺”。这是后人“自当有补前人”之处。二是“立家法”。章学诚提出一个问题：“陈编具在，何贵重事编摩？”史家编撰通史的真正价值何在？他认为：通史之所贵者，是“专门之业，自具体要”，“卓识名理，独见别裁”。他称赞李延寿《南史》《北史》“文省前人，事详往牒，故称良史”；称赞郑樵《通志》“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这同刘知幾对通史的批评只着眼于“多聚旧记”“事罕异闻”相比，亦可见“史意”“史法”内涵的不同。

章学诚释通史要义，顺便也批评了名曰“通”而实则不通的史著题名。他说：“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他举宋人魏了翁仿杜佑《通典》而撰《国朝通典》，批评说：“既曰国朝，画代为断，何通之有！是亦循名而不思其义者也。”他批评的这种现象，在清代以后是很普遍的，所谓《皇朝通志》即《清通志》，《皇朝通典》即《清通典》，《清文献通考》等，都是“循名而不思其义”了。会通与断代，就其本来的意义看，各有其确定的含义，是不好随便混淆的。不过，史学的发展，往往又突破了这种确定的含义。近代以来，史学家常以写某一断代、某一时期的历史著作目为“某某通史”的，是越来越多了，这也是一种约定俗成吧。从史学批评史来看，唯不“循流忘源”，庶几乎可知古人著史之旨。

[1] 以上均见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3321页。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23～2724页。

[2]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列传》附《班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69页。

[3]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列传》附《班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76、1377、1380页。

[4] 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71页。

[5]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7页。

[6]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附《班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34页。

[7]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7页。

[8] 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9] 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10]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7页。

[11] 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12]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申郑》，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5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