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文文化的发展不同。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生产的需要比十个大学更能推动科技的发展。社会不安定，经济不发展，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不可能有科学技术的进步。

文学不同，它并不直接决定于经济的发展水平，而是决定于社会矛盾的状况。因为文学直接面对的是社会。社会的苦难、人民的痛苦，更能有益于文学创作。有句话叫“国家不幸诗人幸”，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在关于魏晋文学与哲学的谈话中，赞扬这个时代的文学和哲学，赞扬此时文人的思想解放。可魏晋时代社会的战乱和政治斗争的残酷，与汉代尤其是文景之治时期相比，堪称乱世，很难并论。同样，中国在近百年的革命和战争中，文学有许多创造，可民生凋敝，科学技术落后。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都是如此。只有革命胜利，有了一个统一的、安定的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才是可能的。可这个时期，文学与诗歌并不见得比苦难岁月更辉煌。

哲学与文学有类似之处。哲学虽然不直接反映苦难，不是直接为苦难而呼唤和呐喊，但关注社会的哲学家们会注意对苦难的反思。它不是描写苦难而是理解苦难，从最深层次来把握苦难。因而哲学的繁荣和高涨时期并不是太平盛世，而往往是问题成堆矛盾尖锐需要哲学思考的时代。从这个意义说，哲学产生于危难的时代。越是时代苦难重重，越是需要理性探索，需要哲学思考。社会矛盾尖锐化不停地推动哲学家追求真理和诗人呐喊的**。考察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史都能发现，一个国家民族的科学技术进步与文学艺术哲学的繁荣并不完全同步。

哲学家与诗人还有一点是相同的，一般都比较贫困。有人说，诗人是夜莺，假如翅膀上坠着黄金就不会歌唱。假如哲学家腰缠万贯，也就不会关注社会矛盾。这是不是说，诗人永远是穷人，哲学家应该永远安于贫困呢？不是的。作为一种专业和作为个人是不同的。有的诗人和哲学家作为个人可以是富人，但给他带来财富的并不直接是他的诗和哲学，而是他们拥有的其他的生财之道。

诗和哲学不能使诗人和哲学家成为富人，但可以使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制造财富——精神财富的人。老子、庄子、李白、杜甫为我们民族带来的精神财富能够用金钱来估算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家、诗人都是最富的人，是死后富裕、生前贫困。宋朝的词人陈人杰就非常自豪地写道：“诗不穷人，人道得诗，胜如得官”，“象笏满床，蝉冠满座，无此新诗传世间。杜陵老，向年时也自，井冻衣寒。”多少达官贵人，死后就无声无息，而杜甫虽然过去也是“井冻衣寒”，栖身茅屋，可死后比那些“象笏蝉冠”的达官贵人都更为富有。杜甫人称诗翁，诗作等身，名载史册，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谁能说他穷呢？古人说，计利要计百姓利，留名要留万代名。这种人即使生前贫困，其实是真正的富翁。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都是如此。

当然不是说，国家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学哲学发展不利。文章憎命达，这是旧社会的情况，新社会不应如此。在社会主义社会，文学不应该因富裕而消失，哲学也不应因富裕而无可思考。关键是文学家、哲学家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关注现实，面对社会，这样就永远有事可做。如果为金钱所累，为高消费而疯狂，图利媚俗，确实于哲学和文学的发展极为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