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

我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学习哲学时，根本不知道哲学中还有一个“人”的问题。苏联专家没有讲过，教科书中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早期著作中有，但没有接触过。其实即使看到，也不可能注意，不可能理解。读者对书的理解，总是受自己读书的时代背景制约的。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是1983年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至今三十年，很多问题我仍然模模糊糊，说不太清楚。这不奇怪，三十年算什么，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关于什么是人的问题争论了两千多年，这个争论构成哲学史的一个最重要方面。

▲ 摄于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第九届年会。“换届不赋闲（不再任学会会长），坚持老本行（历史唯物主义）。”左一为林建公，左二为作者，右一为李崇富，右二为周隆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地位是很高的。天地人并称三才。《道德经》中也说，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据说鲁迅先生的儿子发蒙时，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先生在写字本上写的三个字，就是：天地人。

在汉语中，人字的结构最简单，一撇一捺，最好认；可它又最重要，最复杂，也最困难。人的一生都在学做人，都要和人打交道，都要学会做人；在哲学中，对人的理解分歧最大，至今仍在争论不休。可以说，人字的确是易认难懂。

以人为本，是我们科学发展观的主导思想原则。上自中央制定政策，下至医院看病、工厂生产、商店服务，任何领域都用得上。这是时下最具政治性又最温馨最有人情味的口号。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以人为本”，既是奉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宏伟目标，又具有我们新时期的时代特征。商店说以人为本，就是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医院说以人为本，就是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各行各业都说以人为本，就是我们党一贯提倡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更具时代特征的说法。谁都懂这个口号的政治意义和实际内涵，谁也不会追问“人”是什么意思。无人追问，也无须回答。

可在哲学领域中，究竟什么是人就没有这么简单。蒙田这样的大哲学家也感到困难，他说，人确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虚幻、飘忽多端的动物，想在他身上树立一个永恒与划一的意见实在不容易。

我们往往难以区分人字的日常用语、文学用语和哲学用语。特别在汉语中，都是同一个字——人。实际上它们之间是不同的。当年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就曾批评格律恩对歌德的误读。恩格斯说，歌德作为一个文学家经常在比较夸张的意义上使用人和人的这个字眼，但歌德的人字并非是费尔巴哈那样的哲学用语。这些字眼，特别是在歌德那里，大多具有一种完全的非哲学的、肉体的意义。把歌德变成费尔巴哈的弟子和“真正社会主义者”的功劳，是全部属于格律恩先生的。如果把哲学用语、文学用语、政治用语或日常用语相混淆，往往会引起混乱。

哲学是穷根究底的学问，非得弄清这个“人”字不可。可在哲学上就是难以弄清。我们是人，可我们在哲学上就是弄不明白什么是人。无怪古希腊一个哲学家白天打着灯笼在街上转悠，人家问他为什么白天打灯笼，他说找“人”。至今人还在找这个人。其实这个哲学上说的一般的人，是不存在的。有个哲学家说过，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在我的一生中，我只看到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等等。多亏了孟德斯鸠，我们知道了人还可以是一名波斯人。至于人，我要说，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位“人”。的确，现实的人的存在都是个体性的存在，没有一般的人。

其实哲学所谓寻找人，就是寻找失落的自我的本性。美国的一位哲学家罗洛·梅就直接把他的关于人的著作题为《人寻找自己》。他说，生活在一个焦虑的时代，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和对自身的认识差距似乎越拉越大：在科学技术上我们已经能够克隆人，可在哲学领域中仍然一直争论什么是人。按照约翰·杜威的说法，今日哲学所能要求的最好的工作是从事苏格拉底在两千五百年前指定给哲学助产婆的工作，即“认识你自己”。要想在现实的个体之外寻找作为一般的人，这是哲学永远不能完成的任务。

其实，自然科学并不比哲学对人的认识更清楚。尽管科学技术进步到能克隆人，但并不真正了解人。可以解剖人、把人放在解剖台上，把人的结构弄得一清二楚，甚至能绘制人的基因图谱，但科学技术所了解的是生物学的人，是人的肉体，而不是人的本质和人性。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科技在人的问题上的研究成就，如果满足于自然科学对人的认识，而不从哲学上弄清人的本性和需要，很可能会因此而大吃苦头。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已证明了这一点。从哲学层面理解人的确很困难。它不能借用仪器，任何科学和技术手段都不可能告诉我们什么是人。这是个非实体的不可能直观的领域，任何仪器和先进的工具都无济于事，它要凭借人的哲学思维能力。因此不同哲学对什么是人的回答是各不相同的。

对哲学来说，人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任何一个根本性的哲学问题都不能离开对人的问题的正确解决。康德在《逻辑》一文中，把“人是什么”列为哲学四大问题之一，而且认为所有形而上学的问题、道德问题、宗教问题都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有关。的确是这样。整个哲学史证明，无论是对世界本质的理解，对认识本质和认识标准的把握，对历史规律和意义的诠释，对价值和科学关系的处理，都无法避开一个人字。世界是人的世界，如果像海德格尔那样把人设定为宇宙之窗，是世界的诠释者，或者像叔本华说的那样是“明澈的世界之眼”，世界只是人的意志和表象，世界的本质和意义都只能通过人并由人来图解和澄明，这代表的是一种哲学路线；如果把人看成是一架机器，没有任何意志自由，纯粹是被动的反映者，这代表的是另一种哲学路线。对人的理解显然决定着人对自身以及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并形成不同的哲学派别。

问题是对人的不同理解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人学观”呢？其实对人的不同理解，归根结底取决于人对世界的不同理解。许多哲学家倡言用人来解释世界，人是用人的眼睛看世界，因而看到的只是人眼中的世界，可没有回答人是由什么决定的，为什么同样是人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的确，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世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其实这个所谓自己的世界，只是同一个客观世界中的个人的小环境、个人的生活条件和境遇。

人，只能由人所依存和改变的世界得到解释。人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使自己得到改造。因此人的世界中都打上了人的烙印，而人又深深打上了自己生活其中的世界的烙印。从人与世界的关系说，人归根结底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像唯心主义者所断言的世界是人的一部分。人的本质离开了人存在其中的自然和社会，离开了人的历史就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对人的理解决定于持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人之所以成为人类之谜，长期以来哲学家之所以找不到这个谜底，就是因为脱离人的世界来理解人。例如，宗教家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者从人之外，从上帝或某种神秘的理念、人的理性和人的欲望中寻找人的本性；或者像旧唯物主义者那样从人自身，即从人的生物本性中寻找人的本性。在这两种情况下，人都是一个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即自然与社会相脱离的独立的存在物。

人一旦变为独立自存的个体就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怪物。即使在汉语中，人字都是相互支撑的结构，表明人是相互依存的。人只有在人中才成其为人。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时说，费尔巴哈的人不是生活在现实地、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恩格斯强调，人不可能孤立存在，人需要和外部世界往来，需要满足这种欲望的手段：食物、异性、书、谈话、活动、消费品和操作对象。马克思用一句著名的论断说明了这个问题，“人就是人的世界，社会，国家”。

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阿多诺说，人是什么，不可言说。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如果想寻找一个标准化的人，一个所谓真正意义上的人，当然不可言说。这种人谁也没见过，也从来没有存在过。如果从现实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人首先是现实的个体的人，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中进行实践活动的人。在现实的个人之外没有人，正如在瓜果梨桃之外没有水果一样。马克思就曾经批评过英国的经济学家边沁，说他把现代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即英国的资产者说成是“标准人”，还批评他“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实际上资产者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人格化。当然，这并不排斥资产者是有个性的人，可这种个性并不是抽象的人的个性，而是具体的资产者的个性，即资产者中的“这一个”。

帕斯卡尔说，人是有思想的芦苇。从人的自然能力说，人的确是一棵芦苇，人没有锐利的爪牙，没有勇猛的体力，跑不快，跳不远，任何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冠军都无法与动物相比。人是唯一单独不能在自然状态中存活下去的动物。但人有思想，这使他能弥补一切自然给予的局限。说人是有思想的芦苇，正如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是能思维的动物，人是符号动物，人是有语言的动物，人是有信仰的动物，人是动物中唯一会说谎的动物等一样，都只表现了人的一个侧面，但并没有抓住人的本质。

如果不怀偏见，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人的看法是科学的。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作为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人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马克思的这种说法有点晦涩难懂，意思还是清楚的。

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人无论就其起源和自身的生理结构看，都具有自然的特性。所以人不仅有外在于人自身的客体自然，还有内在于人自身的生理自然，即人是血肉之躯，他的全部生理结构都是可以解剖的。没有人自身的自然，人就是没有物质实体的幽灵。人是自然存在物，所以人也受自然规律支配。与任何物体有成有毁一样，人有生有死；人有**、繁殖、传宗接代的需要；有对空气、食物等的需要。总之，凡是人所需要的物质性的东西，这种需要的生理基础无一不是和人作为肉体的自然存在物相联系的。

可人又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即人不同于任何其他动物，人不仅有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要。人有理想，有信仰，有对文学、艺术、音乐、科学、道德等精神价值的追求；而且从自然存在物的需要来说，虽然与动物有类似之点，但不是一种纯动物性的需要。人的饮食男女不同于动物。人讲究美食、烹调，有婚姻制度，讲究爱情和审美。人的自然需要是人化的或者说是社会化了的自然需要。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力水平下具有不同的特色。而且更重要的是，人直接是社会存在物，即人生活在社会中。当马克思说，黑人就是黑人，黑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才成为奴隶，强调的就是人的本性是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确定的。要知道什么是人，一点都不能离开人所依存的社会。

上帝对人类并没偏爱。人之所以是社会存在物，人的自然特性之所以能社会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是“为我”的存在物。所谓“为我”指的是人的生存方式，即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才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满足和维持自己生存的存在物。一切动物都是依靠自然的恩赐生活，唯独人依靠的是向自然索取和自身的创造。人的一切都是从人的劳动和自我创造中而来。所谓社会的进步、人的发展、历史的延伸，说到底就是人的劳动和劳动方式的变化。正是在劳动中，人获得了自己的社会特性并不断提高人的自然需要的品质。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什么来区分人和动物，一旦人们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段话把这个问题说得再清楚不过。劳动是打开社会之门的钥匙，也是解释人的本质的秘密。一切以往的哲学家关于人的各种定义、界说，离开了这个基点，只能停留在劳动中形成的人的某一特性，而没有深入到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和生产方式，因而找不到谜底。

我们是人，我们当然热爱自己。人道主义情感之所以历来受到人的赞扬原因也在此。人应该以人的态度对待人，作为一个道德规范是合理的。可这只是应该如此，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可以说，在阶级社会中，从来没有人以人的态度对待所有的人。阶级对立和利益的对立，使得一些人是主人，一些人是奴隶；一些人是统治者，另一些人是被统治者。正如焦大不会爱林妹妹一样；林妹妹也不会爱焦大。作为个人的特例，超阶级的爱是有的，作为阶级社会的普遍状况是不可能的。所以人道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观的确不具有现实可证性，它包括不可克服的应然和实然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得人们不可能正确认识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解释人与人的关系，从而陷入历史的困境。

当然，作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伦理原则，人道主义规范也包含应然和实然的矛盾。但在伦理原则范围内，这种矛盾是允许的。因为道德原则本来就不是人人都能自觉做到的。正因为道德中存在这种应然和实然的矛盾，所以道德具有激发人的良知和提高人的品格的作用。如果道德中不存在这种矛盾，人们的所作所为都能按规范行事，不能违反，这就不是道德，最多是具有行政效力的条规。这就失去了人道主义道德规范的崇高价值和激动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