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复兴中，如何区分文化复兴与尊孔读经，又如何在继承与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一个亟须不断深化和正确对待的问题，它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明白又不十分明白。

什么是文化复兴？文化复兴的本质是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而不是复古，也不是一概恢复我们过去的文化。之所以用文化复兴来表述我们在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其意可能有二。其一，它可以是针对鸦片战争以后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式微说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中国，不仅要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而且应该建设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像我们的祖先在世界文化领域中曾经占有过的地位那样。其二，不仅是恢复我们曾经有过的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而且包括对传统文化中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把过去被遗忘被抛弃的好东西捡回来。但文化复兴的最根本内容，是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创造灿烂辉煌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文化。文化复兴不是一个复归传统的口号，而是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动员令和催人奋进的号角。

当然，在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复兴中，应该十分重视民族的传统文化，这是自己民族的思想之根。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没有注意。“**”时期的所谓破四旧更是“左”得可爱，“左”得可气，“左”得可怜。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并不是凡是传统的东西都能全盘继承，子孙后代如何继承祖宗的遗产，还得根据自己时代的需要和科学与知识已经达到的新水平。传统的确不是一尊永远不动的雕像，而是一条永远流淌着的河流。传统也处在不断的凝聚与更新中。这不仅在于每一个时代都会为传统增加新的因素，使原有传统得到新的延伸，而且还会对原有传统进行新的解读。

一个民族不同时代的子孙，往往面对的是变化着的传统。但是那些对民族精神的塑造发挥极大的影响的人物，往往成为民族传统的创造者和象征。例如，孔子就是这样。当然孔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以他为首创者的儒家学派。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除个别朝代以外，孔子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尤其是当孔子学说被作为飞黄腾达进入仕途的晋升之阶时，它的权威性无可动摇。当然，反孔批孔的也有，特别在农民运动时期。可社会一旦趋于稳定，历史之摆又重回原处。从“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作为社会制度的封建主义最后瓦解，新学的兴起，反对孔子学说成为必然之势。从“五四”运动以后，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中国内地，孔子的光环早已褪尽。这是革命时代形势下的必然性。它的社会学意义在于表明，我们还没有进入到清点家产继承遗产的时代。虽然毛泽东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给予总结，继承这份宝贵的财富。实际上我们并未认真总结过。当社会发展进入到重视文化建设的时期，自然会想起孔夫子及其儒家学说。孔夫子是我们民族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儒家学说支配中国两千多年，这是绕不过去的。在大陆少数人鼓吹的“尊孔读经”的喧嚣之声，只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形势下的一种思想泡沫。

我们似乎难以区分继承中国文化传统与少数人鼓吹的尊孔读经的界限。对中国的圣人难道不应该尊吗？对孔子以及儒家的经典难道不可以读吗？如果我们停留在这样的问题上，显然要落入理论陷阱。问题的实质在于尊孔读经的鼓吹者的理论出发点是，儒家学说是天道，永恒不变的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社会主义国家仍然要以尊孔读经作为文化复兴的轴心，甚至鼓吹要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这就不是如何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应该以什么思想理论作指导的问题。

所谓永恒不变的天道，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的学说，在历代大儒和不断的注经中，也在不断变化。即使当代有思想的新儒学家们也是主张返本开新，而不是把孔子学说神化为天道。其实，孔子的学说，对处于不同时代的儒家，显示它的不同的着力点，不同的意义和价值。所谓永恒的天道并非永恒，只有当它被抽象为没有具体内容的具有普遍性的范畴和规范时，才表现为一种仿佛不变的永恒性。我们这样说，并不否定作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正统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的积极内容。实际上，我们现在仍然可以从孔子学说中，从儒家学说中吸收许多有用的因素，作为我们的思想资源和宝贵财富。但这种吸收肯定不能是全盘照收，一定是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我们，按照我们时代的需要和理解来吸收、来继承，重建我们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化，而不可能是儒学复兴。

任何一个尊重中国历史事实的人都可以看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处于支配地位时并不都是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汉代前期，尊黄老学说，孔学并无地位。唐代是中国历史的光辉时期，可唐代佛教盛行，尊奉的也是他老李家的同宗的道家老子。儒家并不占优势。宋代最尊孔而且创造了新儒学，可宋代最弱，连徽钦二帝都被俘，南宋偏安江南，虽然理学“一枝独秀”，最后还是亡于并不尊孔的蒙古族的铁骑。当然，从中国总的历史来看，儒学是处于支配地位。但历史证明文化并不是最终决定因素。只有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整个国家才能强大安定。文化只有在经济起基础性地位和政治制度优化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它的最佳作用。况且，中国传统文化是包括多种学派的复合体，并非儒家一家。继承文化传统应该开展多种传统文化遗产的研究，发掘多方面的丰富内容。

在社会主义中国，孔子也应该尊，尊重他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地位，尊重他在中华民族文化创建过程中的不朽功勋，而不是尊重他为“王者师”，不是尊奉他为“教主”，更不是尊重历代帝王加封的阔得可怕的头衔。经也是可以有选择的读的，因为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部分。但读哪些，读多少，以及读经的年龄、方式，都可以作为当代教育的一个专门问题进行研究。但在社会主义中国，绝不能让历代统治者包括袁世凯之流的“尊孔读经”思想和做法冲击我们文化复兴的正确方向。这种以孔子为最高权威的“尊”，以经为不可违的法典，压倒其他一切学说的文化的“尊”，只能是一种政治上的倒退、思想上的倒退，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先进文化前进的方针是相悖的。

马克思主义当然不能取代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实际包括文化传统相结合逐步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不能看成是与传统文化迥然不同、外来的思想，而应该看成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近百年的历史证明，孔子不可能救中国，儒学也不可能救中国。指导中国社会走出困境让举世瞩目的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和建设。孔子依然是那个孔夫子，可是在列强入侵、中国处在瓜分豆剖下的孔夫子，和当今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孔夫子显然不同。我一直认为，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就没有一个为世人尊敬的孔夫子。而且现在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建立数目不断增加，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国际地位提高的表现。历史明摆着，孔子没有救中国，儒学也没有救中国，倒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把孔子推向更广大的世界。

当无产阶级和人民当家做主以后，完全可以吸取孔子为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治家设想的治国平天下方案中有价值的东西，有分析地拿来为自己服务。毛泽东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总结，就包含这层意思。后来他在“**”中又说，“孔子名高实秕糠”，对孔子采取否定态度。这与当时他在“**”中的错误是不可分的。的确，我们只有从自己与时代的关系考察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才能理解孔子形象的多变性。把孔子学说说成是不变的天道，与各自的时代无关，这只是一种理论幻觉。

中华民族文化要复兴，但不是复古。其实，在任何社会复古永远是不可能的。古，意味着过去。历史是过去了的社会形态，永远不可复制。复古，无论是托古还是仿古，无非是对现实或现实某一方面不满的一种态度。中国传统文化要继承，但还是毛泽东说的那个原则：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精华与糟粕究竟是原有的，还是后人分的？这当然要分析。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精华与糟粕，完全是后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的，这等于说任何时代的文化在原本意义上无是非好坏之分，这种区分都是后人解读出来的。这太绝对。事实上，一种思想体系在它产生的时期就已包含它那个时代的精华与糟粕，如果一味强调“和为贵”，显然是右的甚至是投降主义。可如今，时代条件和我们面对的历史使命变了，“和为贵”这个命题的内容与应用的可能性也发生了变化。能够理解这种变化的，并在不同条件下对同一命题采取不同态度的，并不是“和为贵”的命题本身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在社会主义中国，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实现方式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文化复兴本来包括文化继承与文化创新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我们既不能数典忘祖，但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们尊重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尊重我们民族的文化伟人。这个原则绝不能因某些复古思潮而动摇。但我们要分清继承与复古的界限，特别是在以什么理论和方法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的问题上绝不能迷失方向。例如，我们现在都赞叹“天人合一”的思想如何博大精深，实际上我们是不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在改造“天人合一”的原意，把它解释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以及当代生态学的成就来解读“天人合一”。实际上在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极其混杂的。天，可以是意志之天，天主宰一切，这是天命论的思想；天，也可以是义理之天，即天是一切道德原则的源泉，所谓天道是人间道德的最高依据；还有则是自然之天，例如，荀子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恰恰唯物主义者并不主张“天人合一”，而主张“天人相分”，主张“制天命而用之”。所以“天人合一”中既有好的东西，也有天人感应、灾异说之类的神学唯心主义的东西。“天人相分”中既有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东西，又有可能导致不尊重自然规律性的东西。我们现在对儒家有关天道与人道中一切唯心主义的、抽象人性论的东西讳而不言，把各种不同的“天人合一”学说统统都塞进人与自然的框子里，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和当代生态学的思路去解释。其实，这已经不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原意，而是对“天人合一”的现代解读版。在当代，剔除它的唯心主义成分，突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当然可以，但要说，原本就这样，很难令人信服。一个几千年前在人与自然比较和谐的农业社会的思想家，就已经预见到工业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恶化，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一个突出问题来加以强调，这有点强古人之所难。我们这样说，丝毫无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但我们一定要区分原本的意义与后人的解读，千万别在西方解释学的鼓噪中，失去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我以为，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努力学习、重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包括中国哲学，但在研究和学习中，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