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说有两种：一种是骗子的胡说；一种是学者的胡说。

骗子最会胡说。他的最大的基本功就是撒弥天大谎。骗术越高谎话越大。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就是骗子的哲学。有的人说自己是释迦牟尼转世，还有的说什么，他一发功，就扑灭了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他在广州发功，北京可以通过仪器接收他的信息之类。这当然都是一群骗子式的人物。他们的信条是，要说就往大里说，越大越无法验证，越大越有人相信。正如中世纪一位神学家说的，越荒谬我越相信。

还有一种胡说是属于学者的胡说。如果前一种称为无知的胡说，那么这一种可以称为“有学问的胡说”，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学者，是专家，是权威。当年恩格斯在与杜林进行斗争时就指出了这种胡说，称为“伪科学”，又称为“高超的胡说”。恩格斯说，一些人的所谓科学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而且这被冒充为唯一的严格的方法。他认为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伪科学现在在德国到处流行，并把一切都淹没在它的高超胡说中。诗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中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讲坛和论坛上有这种高超的胡说，到处都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这种胡说当然不同于前一种粗俗的胡说，他们有论证，有“理论”，头头是道，似乎真理在握，很能唬人。

恩格斯批评的是当年德国思想理论界的情况，但对我们又是有启发的。我们国家当然不会这样，但各种伪科学是存在的并且并未绝迹。在自然科学中的伪科学比较容易暴露和识别。哲学社会科学包括人文学科，探索和胡说、旧说和新说、真说与假说，是不容易辨别的。因为，在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学科中，有所谓一家之言，有所谓各抒己见，更使各种“高超的胡说”得以藏身并振振有词。我们只要看看我们当今世界就可以知道我此言不虚。有些哲学家乐于创造体系，绞尽脑汁，构造自己从头脑中拍出来的图式。是否符合实际，有没有认识价值或文化价值，均不在考虑之列。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新说，往往离胡说不远。

当然，对某个问题发表意见和有学问的胡说不同。意见人人可说，但意见不等于科学论断。一个意见要具有科学性和可信度，必须有理论支撑，有事实根据，否则仅仅是意见而已。在文化比较普及的当代社会，任何一个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都能对社会中某些现象发表点个人意见，但是难道都能称为这方面的专家吗？当然不能。

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严肃性和规范性问题，成果评价的科学性问题。理论工作者要有学术良心，要有学术风格。如果缺乏学术道德，各种高超的胡说就会不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