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情况与我们那个时代不同。我小时候，家里对孩子心理健康问题从来不注意。不是他们不爱孩子，而是他们的文化水平限制了他们的眼界。能吃饱穿暖，有书读，还要什么？这也难怪，在那个年代，在小小县城，能达到我的生活水平已经算可以了，可我从小喜欢读书，喜欢胡思乱想做白日梦，属于神经特别敏感的那一类，这是个大祸根。现实中的我与理想中的我反差太大。我从小自卑，在别人看来，我还过得去，可我对自己特别不满，为此失眠和焦虑。我不知道原因所在，在心灵痛苦中自我挣扎。哲学挽救了我。接触哲学以后，我逐步理解到人确实是座冰山，自我呈现在意识中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弗洛伊德的泛性欲说是片面的，但潜意识说是有道理的。在学习哲学之后，经常利用我的哲学知识分析自己，分析自己的童年，分析何以会焦虑、如何解脱、让心情平定。我从哲学中的确尝到了甜头。我的心灵从地狱走向天堂之路，就是我的哲学之路。哲学没有带给我金钱，没有使我像其他某些专业的学者那样风光，但哲学确实给了我思想财富，使我知道要了解自己，也知道人应该了解自己。我至今仍在不断这样做。
（1）地狱与天堂
有人说，天堂在你的心里，地狱也在你的心里。此话有一半真理性。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人间地狱当然与贫困、剥削相关。而生活在天堂的人当然都是富人、阔人。可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不见得如此。一个心理不健康甚至被扭曲了的有病的灵魂，其痛苦远甚于物质的贫困。的确，对这些人而言，即使锦衣玉食，也是食不甘味，在痛苦中度日子。
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患神经症，被焦虑、恐惧、抑郁，以及难以说清的各种古怪症状和念头折磨。其实，他们大都是健康人，不少人甚至极有才华，聪敏过人。可是当灵魂一旦陷入自造的魔窟，在生长过程中没有得到及时的阻断，就会越陷越深，最终陷入灭顶之灾。如果能及时提醒，就能得到纠正。可惜家长特别是中国的家长，真正懂得关心儿女灵魂的人实在太少。在旧社会，能有饭吃有书读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何暇顾及儿女的心理；在现今，尽管生活已经改善，但真正懂得子女心理健康重要特别是善于诱导和教育的家长也并不太多。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关心和注意。
西方经济的发展已经把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随着生活的富裕，各种身体疾病包括心理疾病猛增。而身体疾病往往是身心疾病，与心理疾病相连。有的学者说，美国病床的一半为各种神经症患者所占据。这本来不应该成为病的病，与社会环境的恶化和心理承受力弱化不可分离。照理说，哲学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可有多少人理解哲学对心灵的调养功能呢？
我们现在又面临同样的问题。对我们来说，经济的发展才刚刚开始，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恶果已开始显现。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提倡竞争，不需要市场经济，不需要紧张的生活节奏，一切回到原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问题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远远落后于现实。尤其是在独生子女的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更多。望子女成龙成凤、重物质轻精神、重知识轻能力、重身体轻心理甚为普遍，使这个问题更为重要。当心理一旦成病再去医治，非妙手难以回春。说句实话，世界上各种心理学说多的是，连弗洛伊德这些大家对很多问题都说不清，更不用说治病。
真正的守护神在少年时是家长，家长应该多多关心自己的子女；青年时期应该是自己，自己应该多多注意自己的心理健康；学校同样应该负起心理教育的责任。除非遗传，真正属于社会与心理原因导致的不适应和疾病是完全能防止和治愈的。关键在于自己，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任何语言都无法说清自己内心的体验和感受；任何医生都无法深入患者的内心，往往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当局者迷。并不是任何人都有能力了解自己解剖自己。这需要悟性。所谓悟性，根据我自身的经验就是哲学头脑。我们完全有能力意识到自己的意识，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解铃还须系铃人。神经症患者都有自知力而且是较强的自知力。这种自知力比用语言陈述然后由医生去判断更为可靠。我就不太信任一些所谓医生，一个没有哲学思维能力的医生除了有处方权能开药以外，对患者内心的苦恼是不会有多少用处的。最好的医生是自己。这种说法对身体疾病来说有一定的道理，对心理疾病更是如此。真正知道自己想什么，如何想的还是自己。问题是要认识到自己的想法错在何处，千万不要执迷不悟。这需要哲学头脑，要有自我意识。
神经症并不可耻，不要羞于启齿。这是一种过于聪敏过于敏感甚至过于早熟的病。它是由于内在的潜力没有面对客体而被过分引向关注自我，以及由于认知错误而造成的自我恐惧和焦虑。这种恐惧和焦虑长期得不到化解往往容易积累成疾。一旦自己意识到自己的意识并在行动中把注意力投向对象，这种人往往能取得更大的成就。近代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是神经症者。日本的森田正马自小就是神经症者，后来创立了森田疗法。这种情况，在科学和文学领域中比比皆是。
有神经质的人不一定就有成就，但有成就的人可以有神经质。这里一个重要的条件是把引向神经质的能量转向工作。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悟，透过症状的表层和象征直入内核。这里既需要心理学，更需要哲学。是哲学把我引出迷宫。我感谢哲学。
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本传记——有字的和无字的，基本上是无字的。我已经年近古稀，是一本快画上句号的书。人是非常矛盾的：有寿命时无经验；有经验时无寿命。我现在正站在生命的尽头，是一本从后往前读的书，对自己的一生得失比较清楚。可惜人生只有一次，但自己的人生经验对别人可能还是有用的。
（2）一定要为孩子释疑，加强安全感
童年与老年是人的一生的两头。这两头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健康美好的童年，对人的一生都至关重要，正如苗好总是有利于植物的成长一样。
中国家庭很少注意儿童个性的培养，只管生不管教的普通人家庭更是如此。人，在小时候非常好奇，有许多疑问，甚至有许多恐惧。真正关心孩子的家长，一定要及时解除孩子的疑虑特别是恐惧。尽管孩子的恐惧和忧虑百分之百是可笑的虚拟的和根本不存在的，可它对孩子尤其是敏感的孩子影响极大。长期处于恐惧中的孩子，很容易诱发焦虑症和其他不健康的心理。神经症是聪敏人的愚蠢病。越是聪敏越是敏感的人越容易关注自身。可是年幼无知又容易使这种过分的关注变为困惑，变为问题，并由问题变为恐惧。
父母都关心孩子的饮食健康，很少关心孩子的心理素质。可后者比前者更重要。这一点，以前对中国人是很难的。穷人缺衣少食，何暇他顾；富人衣食无忧，可只知一味骄纵，也不懂如何关心儿女的心灵。鲁迅对如何做父亲如何教育孩子很是发过一些议论，甚至高呼“救救孩子”。尽管现在的情况与旧社会大不相同，但鲁迅的批评至今仍有价值。
▲ 父亲临终前半月摄于南昌八一桥。“宁守空巢盼展翅，唯恐鸟倦归林投。”母亲死后，父亲十年独守旧居，一生从未拖累过儿女。
我父亲自幼贫困没有读过多少书，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从学徒挣扎到一个老板的地位，成为当地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头脑清楚，生活朴素，不像旧社会的生意人那样花天酒地。他还懂得中医，能开方，我们小时候有点小病，总是他自己开个方抓点药。新中国成立以后公私合营，他那点资本很快完了，被安排在一个粮站当职员。靠工资为生，很卖力。“**”下放到农村，落实政策回到粮站时已过退休年龄，由我一个最小的妹妹顶替。他在北京和我在一起住过几年。他活到九十多岁，在老家逝世。他一生从未拖累过子女，一切自理。临死前十多天，他理了发，到八一桥边照了张相，回来后卧病不起。以前有病都上医院，唯有这次，坚决不看病，不住院，没有几天就溘然长逝。他似乎已经有预感，没有麻烦任何人。这样一个普通人的心理，我一直没有弄清楚，他为何能如此平静地面对死神，使爱谈生死观的哲学家们自愧不如。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很得宠。我从小用钱很随便，用钱是从账房里拿，专门有个户头，年底结算。但我并不奢侈。我的父亲很爱我，可并不关心我的学习。他自己做生意很忙而且自己文化水平又不高，也无从关心。我的环境很宽松，我的性格很随便、散漫、不注意小节，也不重视金钱。因为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什么都不在乎。同学们经常在我家吃饭，我母亲总是热情招待。所以我自小人际关系就好，与同学相处得来。我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悟出一个道理：生活过分贫困家庭的孩子有两种可能，大多会发奋上进，有在恶劣环境中存活的能力；但也可能心胸狭隘，一旦飞黄腾达，其贪婪之心可谓异乎寻常。报上经常见到一些出身贫苦之家、大学毕业、年纪轻轻、身居要职、手中有权的干部，其贪心之大，腐化之快，手段之恶劣，很是令人咂舌。当然原因很多，但补偿心理作怪也可能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正如有些久居深山的年轻和尚，一入红尘世界，就心猿意马，不能自持一样。生活优越家庭的孩子，不少是不求上进的纨绔子弟，但也有的可能心胸宽阔，不会见钱眼开，因为他从小见到的钱多，这种青少年时代的心理的满足，可能使长大以后对钱“习以为常”。
由于家庭环境较好，我从小调皮。按现在好学生的标准，我应该是属于坏学生，我初中一二年级就会赌点小钱，会玩牌九，和同学们经常上饭馆。有时因为赌钱父亲动怒了，就罚我在堂前跪下。跪一会儿，认个错，也就过去了。我小学时最严厉的惩罚就是罚跪。小学六年级就学会吸烟，是我们家乡厂家自己生产的洋烟，即用土法生产的纸烟。但我也有优点，从小喜欢读书，老师喜欢我，特别是语文老师。除了会玩牌九，会抽烟外，别无其他“劣迹”。我们家乡终究是小城，没有现在那么多引诱青少年变坏的花样。我应该感谢我的老师，他们并不神经过敏，如果他们采取歧视或者在课堂上经常点名敲打的态度，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我把我小时候的“劣迹”讲给我孙女听，她说：“爷爷，您要搁在现在属于不良少年，早被开除了。”
家庭的文化背景对人的性格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沁入灵魂深处的。我的性格最大的弱点是胆怯，这可能是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过分受保护的缘故。我怕雷，怕一个人睡觉，得有人陪着。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宗教迷信很流行，家家信菩萨。我家更迷信，以为发财是菩萨保佑的结果，家里就供着一个木雕菩萨，一人多高，长年明灯不断，有专人照管。家里有人生病稍重点就会请神汉来下神。我们地方称为“下马”。这一点对我小时候的影响很大。每到庙中，看到各种巨大的泥像特别是那些凶神恶煞的像，就有一种恐惧感。
我从小胆怯，听说有缩阳症，老提心吊胆自己的小鸡鸡会缩进去。有一次，我发现小鸡鸡变小了，就慌慌张张告诉我父亲，他笑笑不给解释，骂了几句就算完事，可我的担心并没有解决。要是我现在碰到小孩提出的问题，一定会详加解释。我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对于小孩感到恐惧的事一定要正确地认知，要耐心地解释，使他安心。尽管孩子的忧虑和恐惧，不一定是真实的，可只要得到及时的解答，使他安心，对他心理健康是有好处的。
我从小性格上就充满矛盾，既聪敏又胆小，既喜欢读书又赌钱抽烟。散漫、邋遢，不讲究穿着，不重视金钱。从内心深处说，我自小受文学影响较大，是一个家庭比较富有但又不羡慕财富喜欢无拘无束追求所谓名士风格的人。
我胆小，与此相连我心软。有一次，我坐了一部当时叫东洋车的人力车到一个地方，拉车的是一位年纪不小的老人，当时我读初中，十几岁。我看他很吃力，不忍心坐，半路下来给了车钱，自己走路回家。那个车夫不断道谢。我见不得人流泪，甚至戏剧电影的悲剧性情节也会使我眼含泪水。人们常说人老无情，因为久经风霜，心易变硬，可我至今仍然易受感动。这可能是我的优点，也是我的弱点。我属于那种成不了大事的人。
我个性中最具负性的一面就是怕。心里的一些与怕相关的疑问，得不到大人（家长）的解释，从而不能及时消除，这些怕的积累一旦到一定时机很容易致病。
（3）人一定要懂得接纳自己
如何认识自我，正确估价自我，这对孩子一生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很少有孩子能一开始就正确估价自己，不是过高就是过低。这是容易理解的，一个孩子的知识和生活经验是不可能对自己做出确当评价的。他对于自己的看法，最主要的是来自周围的人，特别是最亲近的人对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孩子的自我认识最初是别人对自己看法的回声。因此成年人的态度对孩子性格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
一味骄纵孩子，使他养成骄傲的性格是不好的。我以为过分的自信和骄傲会在日后的实际生活的不断磨合中得到改造。对孩子来说，最有害的是自卑，是不能愉悦自己、接纳自己。自卑可能会激发上进力，但更多的是带来心灵的创伤，从而为心理疾病埋下祸根。马克思说，妄自菲薄是毒蛇，它永远啮噬着我们的心灵，吮吸着其中滋润生命的血，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液。这句话出自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论文，当时他才17岁，足见其思想的早熟。
自卑的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一个注重外表重于一切的青少年来说，美的渴望和要求特别强烈，最大的自卑往往来自对自己形象的不满意。对正在生长中的青少年，这种自卑感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它比起家庭的贫困、学习成绩不如人都更使人难以承受。这是青春期心理的必然反应。从这一点说，弗洛伊德的学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尽管随着青春期过去和以后婚姻的美满，这个缺憾可以淡化和消失，但它造成的阴影可能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不接纳自己的人，必然是想成为另一个自己梦想中的“理想的我”。可“我”是现实的，无可替代的。理想中的我和现实的我之间的对立，一定会陷入白日梦，在梦想中构造另一个“自我”。在梦想中是愉快的，可回到现实带来的是更大的痛苦。
其实，在青少年时期，人并不了解自己，并不认识自己。“我”在我的心中是模糊的，扭曲的。人看到的只是自己的不足，从而羡慕别人，所谓追星族就是失掉自我的人。人，如果从小就认识不到自己的优势，只看到自己的缺憾，自己的才能和灵气，就会被追星的扭曲心理窒息。长期陷入对自己不满意和苦恼之中的人，他的全部潜能会被压缩在一个自造的洞穴中，无法施展。
青少年正是人格塑造的定型期，这个时候正确地认识自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由于年轻，由于没有生活经验，很难对自己正确估价，往往是理想超越和压倒现实。如果这种差距是学习方面的，可能会成为一种有力的动力，促使人奋起拼搏。如果是外在的形象的，只能导致自惭形秽，导致自卑。因为外在的东西是无法弥补的，除了在幻想和白日梦中寻求满足外是别无良策的。
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的差距带来的负性情绪危害是很大的。它使人烦恼、苦闷甚至焦虑。丧失自我，这是人在事业和心理中失败的主要根源。许多人一辈子没有找到自我。对这种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回自我，不是纯理论上的寻找，而是通过在实际工作中的成就重新找回自己，树立信心。我并不比别人差，你能做到的，只要努力，我也可能做到。如果没有做到，也不懊恼，因为我尽了我的力量。这是胜利者的失败，而不是失败者的所谓“胜利”。
一个人最大的不幸是不想成为自己，想成为一个理想的人。青春期，最羡慕的是别人长得帅。小说读多了，男的个个风流倜傥、帅气十足，因而总不满意自己。
其实我的学习、我的为人是很得同学欢迎的，人际关系也很好。中学办壁报，我的文章出过一点小风头。可我并不认识自己的优势，而只看到自己的缺憾。如果我更着重自己的长处，发挥自己的长处，在文史方面或许会有点小小成就也说不定。可惜我的才能和灵气年轻时被对自己外在东西的不满窒息了，陷入不能接纳自己的苦恼之中。
（4）魔鬼的降临——内在情绪的外在化
内在的负性情绪没有得到积极有效的疏导，积累到一定程度，它必然要转化为症状。
我开始尝到苦头时是18岁，高中二年级。我家在小县城，中学时我住校。一天晚上，半夜突然惊醒，感到无比恐惧，仿佛灾难临头，难以自制，穿好衣服往家里跑，一到家，见到父母一切都平静下来了，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当时无知，缺少心理学知识，不知道这是急性焦虑发作，而以为自己是在做噩梦，不以为意。以后，这种大发作没有过，但偶尔小的惊恐也有过，虽然不严重。如果当时能及时疏导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进入大学以后，开始失眠，难以入睡。无法可想，只有到医务所要点安定、利眠灵之类的东西抵挡一阵。中国的医学是很落后的。我急于求治，但医生从来说不清什么病，给点药打发走了事。我从医生口里没有得到过一两句中肯的劝导。后来我也偷偷找过心理医生咨询，诉说失眠的苦恼，同样是使我失望。仍然是开点安定镇静的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安慰话就打发走了。这都是些所谓医生，他们脑子里只有病没有人，或者说只有病了的人而不是人生了病。他们对于病人的诉说不分析不研究，就事论事。我至今深感纯生物学医疗模式的无力和局限，也深感医生尤其是心理医生一定要学点哲学。这也难怪，心灵的确是个黑洞，连世界上的许多著名的心理医生都弄不清，何况普通医生。除了开药以外也别无他法。
在大学期间，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深得同班同学的好评。行为正常，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灵魂深处的苦恼。连我自己都弄不清我究竟为什么会失眠。中学时那种对外表的羡慕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加而减弱，但它种下的祸根并没有立即拔除，它作为一种惯性力量有时仍然在发挥作用。现在大学普遍设立心理咨询室实在太好了，如果我们那个时代也有这个机构，我不致长期处于痛苦之中。时代终究是进步了，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工作是不断分析自我，寻找自己淹没在海水深处的冰山的下半部。最后，哲学帮助了我。我可以自豪地说，虽然我读的书太杂，但没有白读。因为我了解了自己，或者说尽力了解自己，身心日趋健康，在专业学习和研究上也为一些同行和学生所错爱。我总是劝我的学生学点哲学。当然不是教条主义，不是背一点语录，记点引文，用来装饰和卖弄，而是真正让哲学走进自己的心灵，从哲理中得到一点人生体会。哲学不能让人发财，但能使人眼明心亮，健身健心。我完全是依靠自己对哲学的体悟，从而走出心理困境，从心灵地狱进入生命愉悦的天堂。我经历了中学时的自卑期，大学时的心理困惑期，最终从哲学中找到了出路，生活在心灵平静、满足、高兴、不断学习和写作的生活中。解铃还须系铃人。心理问题最好的解决人是自己，但这个自我必须是用哲学思维清洗过的“自我”。
（5）人生困境还是要靠哲学
我可以依靠哲学走出心理困境，但不能保证自己一生风平浪静。人生有许多自己难以预料，难以把握的事。我一生虽然平平安安，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但我在北大的遭遇和教训，却是此生的最大财富。它告诉我，人，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人生困境。
人民大学解散停办，我曾在江西余江干校待了三年，在五连菜班。的确，种菜对我是困难的，不说别的，光是挑粪肥就够呛。江西农村的木桶又大又沉。两个桶就够意思，别说加上满桶的粪。我只挑半桶，走路还像醉打山门，跌跌撞撞。累是累点，但我没有干校仿佛是地狱，是劳改所的感受。也许人民大学的干校宽容些，也许因为我是普通教员，不是走资派或什么分子，比较自由。每到休假，到离干校20里的鹰潭去改善改善。去鹰潭全靠两条腿，早去晚归，算下来来回也有几十里路。当时在我们眼中的鹰潭就是大城市，有的还远走南昌、庐山。这三年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一生在大城市待着的读书人，尤其是文科学者有机会到农村体会体会没有什么不好。当然，也许各个干校不同，各个人的情况不同，很难以一概全。我们中的一些人，有机会仍会回刘家站当年的干校旧址看看。这也算是一种特殊的怀旧感情。
我的厄运是回京以后的事。回校等了一年多，成批成建制分到别的高校。我随同我们研究所分到一所著名高校，教了一年书。不知为何，一天党总支通知我到一个什么写作组去工作。我没有觉悟，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会派自己的党员去为“反党篡权”效劳。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们这批人，当然应该受审挨批。谁叫我们炮制那么多文章，头版头条，推波助澜，罪有应得。我确没有搞什么阴谋，也没有什么私下的指示之类，就是写文章。可我没想想我们写的是什么文章，批林批孔评水浒，什么反修防修，听起来非常马列，冠冕堂皇，似乎都符合“毛泽东思想”，但这个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连文章炮制者自己也不清楚。周一良先生生前写了一本书《毕竟是书生》，讲了点实情。处在难辩和不应辩的地位偏要辩几句，我自愧不如。周先生是大学者，值得佩服。
在学习班时，我曾有一股消极情绪。我有时以洗澡为由偷偷溜回家看看。途中看到摆摊子的小贩、炸油条的、修鞋的，非常羡慕。心想要是不读书，不会写几句破文章，何至如此，自由自在多好。可是我学过的哲学这时跑出来开导我。风物长宜放眼量。我心中有愧但没有鬼。有愧，是的确写了有错误观点的文章，为“左”的路线摇旗呐喊，没有鬼，是我心中坦然，我没有反这反那的念头，也从没有得过任何指示之类。我相信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事情会弄清楚。我很感谢胡耀邦等一些复出的老同志，他们的确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在“**”中遭受那么大的冤屈，但没有把怨气发在这一批小人物身上。不久学习班结束，我们各自回原单位工作。
在学习班时，偶尔走在路上，熟人都避开目光，陌若路人。这也难怪，谁知道你问题多大？你究竟干了些什么？当时各种传言都有，谁也不愿惹一身臊。我最难忘的是一位“三八式”老干部，当过我们哲学教研室主任的舒天巩。1977年春节，他趁夜深人静，偷偷到我家坐了一会儿，没有话，只坐了一会儿，老人默默地走了。就这件事，我此生难忘。天巩死后，他的夫人仍在，是家庭妇女。每年春节，我第一个上门拜年的就是他家。再一个是李秀林。我在《此情可待成追忆》中表达了对秀林在我危难时情感上的支持的感激之情。“药有真假多病识，人情冷暖劫后知。”受难时方知人情冷暖，历来如此。我不能怨别人，换个位置，也许我也是如此。当然，最了解自己的还是自己。自己干了什么，自己最清楚。凭良心说，学习班虽然不好受，但结局是好的。这种结局不仅是我们个人受益，对党的事业也有利。我们那些人中，不少人后来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做出了成绩。何芳川是其中一个。学习班结束后，他逐步时来运转，担任过北大历史系主任、北大副校长、北大海外教育学院院长，以及各种社会职务，在专业上也有突出成就。2006年6月28日因急性白血病去世。我写过一首诗悼念他：
犹记北招识君时，文采风流李杜诗。
落水幸喜未灭顶，翻身弹指痛仙逝。
祸福无常天难料，赤心不改世人知。
大才遽折应一哭，毁誉死后两由之。
我想，当时如果对这些人扫帚一扫了事，何芳川这类人也在被扫之列，国家总是少了一些有用之人、能用之人。当然这无妨大局，中国人很多，但会令以后受党组织派遣受命写文章的人为之寒心，引以为戒。这对党的宣传和理论事业未必有好处。
回人民大学后，我更没有消极。虽然开始两年仍然是靠边站，坐冷板凳。但我以“十年贻误日兼程”的决心，埋头读书。两年后第一本两人合著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出版了，不久集体编著由我统稿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也得以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部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著作。不久《走向历史的深处》也得以问世。我没有年节，终年奋笔。65岁开始学电脑，这以后所有文章都是自己敲出来的。现在的确与“**”时不同，一个人只要真没干坏事，就不会遭冤枉的。
▲ 1974年摄于山西文水县。前排右一为作者。后排中为何芳川，斯人已去，思念久存。
我能走出这段人生困境，没有绝望，也没有消极悲观，一靠党的实事求是政策；二靠我自己的哲学修养。我这一经历，使我深感哲学确实管用。它能使我们在困顿时看到希望，在暗处看到光明，不会一蹶不振、自甘沉沦。（6）走出老与死的心理阴影
人老了，有老年人的问题。虽然青少年时代的那种恐惧、那种对自我的不满已经没有了，可怕老、怕死的问题又逐渐浮上心头。老与死，是老年人面对的两大问题。
生老病死，人人难免，可谓一律平等。死，是人最为忌讳的，也最为害怕的。可死的痛苦只是一瞬间，而老所带来的心理悲哀可以在老年期经常萦绕心头。人，能活到老年，这本是值得庆贺的，因为这表明生命生长的规律正常，不少人英年早逝，甚至未能成人而夭折。有幸能活到老年又对老抱有不满，这是对自然的不公，是对自己的不公。西塞罗说过，人是十分愚蠢的，人人都盼长寿，可真正活到老年，又都埋怨。确实，我们应该为我们至老仍活着而高兴才是。
话又说回来，人老了，容易伤感。因为老与病相连，而且江郎才尽，往昔那种才情活力会暗淡下去。况且老已是处在死的边界线上，即接近生命的终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宇宙空间，如无边落木，空旷无垠；个人的生命如滚滚长江中的一朵浪花。英雄豪杰也难免有生的留恋和死的感伤。大英雄如曹操都还免不了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何况我们这种常人。
如何对待老比如何对待死更为重要和现实。因为随着医学进步和生活改善，人活得年龄越来越长。过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是七十小弟弟，八十不稀奇。《道德经》上说，“寿则辱”。寿命太长会带来一系列老年特有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已成为社会随处可见的一种人。塑造一个有尊严的长寿社会，当然要依靠全社会和政府的努力。但过一个自尊和充实的老年的生活，不仅要依靠社会，还要依靠老人自身的努力和正确的人生态度。
我今年七十多岁，已过古稀之年。的确感到时间如电如光，去日苦多。一种畏老怕死的念头，也不时会浮现心中。可我经常对自己说，一个哲学家怕老怕死，哲学不是白学了吗？物壮则老，人老必死。岂止是人，这是万物运行的规律。即使是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百姓都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整天整年讲辩证法的人，到辩证法在自身起作用时，就希望它不灵呢？这不就说明，你是个叶公好龙式的哲学家吗？我一出现畏老怕死这种不良情绪时，就反复用辩证法来说服自己。这还是很有效的。
病是老与死之间的通道。老年人生病，往往容易想到死。这是很自然的。对老年人来说，病与死只是一步之隔。进入21世纪第一个夏初，我因病住院月余。在病榻之上，我又反复思考这个问题。特别是药物注射过敏，差一点命断黄泉，更悟出生死一张纸。稍好点我写过两首诗：
落花尚可香泥尘
智者何劳忧死生，世间无物可永存。
寿数岂独长为贵，体用不二最上乘。
王勃早逝名千古，庾信文章老更成。
休嗟枝头春色杳，落花尚可香泥尘。
闻道犹应以身求
少壮青丝暮白头，倚马才情空自踌。
晚年多病平常事，休寻旧梦莫回眸。
为文喜读风雷笔，处世最敬雨同舟。
书生老矣难荷戟，闻道犹应以身求。
马克思对老与死的态度的确是个革命者的态度，也是一个智者的态度。他在晚年多病，但最为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自己的著作。他在1867年4月30日给齐·迈耶尔的信中解释为什么没有及时复信时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种解释用不着再做进一步补充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为一头牛，那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个人生死置之度外，重要的是关注人类的痛苦。这就是马克思。
1883年3月15日晚，马克思逝世的第二天，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中，对马克思的死表达了一个革命者对生命的态度。他说：医术或许还能保证他苟延残喘地多活几年，让他毫无办法地活下去，让他为了证明医生们的医术上的胜利，不是突然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不能忍受的。不能为了给医学增光和让庸人们嘲笑，就眼看着这个伟大的天才像庸人一样地消磨残生，不，死要比那样好一千倍，的确好一千倍。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是革命者，对待死也是革命者。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终生信仰的人，在生与死、老与病的问题上，同样要以他们为榜样。
（7）为所当为，顺其自然
这八个字，可以作为我一生学习哲学，用以治身治心，脱离各种困境，追求心态平和的总结。
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健康，因为拥有健康；到老年才注意健康，因为逐步失去健康。时间是人生的教师。虽说意识到这一点有些晚，但亡羊补牢还是不无裨益的。有人问我，你现在还精神十足，能敲敲打打有什么秘诀。我说：无他，为所当为，顺其自然而已。我年轻时的许多美梦，许多脱离现实的幻想，把理想中的我升到云端，把现实的我踏在脚下，吃尽了苦头。
为所当为，每个人都要这样。处于各种不同岗位的人对待自己的职业和任务都应该如此。当干部的应该为老百姓办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干部的当为之事。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当医生的是为患者服务，当为之事是治病救命，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手术刀变为宰人刀，听诊器变为探囊器，当然不是一个正直医生的愿为之事、当为之事。人，应该守本分。守本分就是各安其位，各尽其责。这就是为所当为，不为其所不应为。
我此生是个教员。我既然在高校当教员，我当为之事就是当好教员，力求能胜任本职工作，并尽可能在学术上有点小小的成绩。教员是清苦的职业。韩愈在《师说》中曾记载学生不服教导而反唇相讥的事，说他“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号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反教人为？”很是讥讽了一番。现在的教员生活当然不同，我们生活无虑。个别高校的岗位津贴已经达到令人羡慕的地步，尽管大多数学校并非如此，可冬天来了，春天不会太远。但对已经和即将离退的教员这还是“吃不到的酸葡萄”。教员与当干部不同，两鬓斑白至死仍然是教员，没有什么处级教员、局级教员。但不能因此就不安心于教学。我一生就是教员，也只能当教员。我别无他能，升官、发财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也不是我当为之事。
为所当为，对老年人同样重要。人老了似应颐寿养福，含饴弄孙。我不主张这样。老有所乐、老有所养是对的，但人老了绝不能仅仅是“享清福”。清福非福。人老了还要有所为。老有所为就是为所当为原则对老年人的要求。人到老年很容易颓唐、消极，因为离大去之期不远，有的人甚至会想到死，有死的恐惧。这很自然。尽管是“仁者无忧”，但年龄在摆着。最有效的办法是为所当为，做自己当做和能力所及的事。我这个人很平凡，我的一生是最平凡的一生。没有任何足以夸口的业绩，也没有什么成就，但即使老了仍还算刻苦。长期在高校工作，养成了读书的癖好，连上厕所都喜欢手上抓本书。不只是专业书，只要是人文方面的书都愿翻翻，连小学生字典我也读，得益良多。除了散步花点时间外，节假日对我都一样。我常说，我这个人很简单，就四个字：走（站起来就走）、读（坐下来就读读写写）、吃（一天三餐，普通饭食）、睡（进入老年不熬夜）。我的一些著作和文章基本上是50岁以后写的。人家问我高寿，我说20岁。的确，我的学术生命从1980年算起至今才二十多年。我65岁开始学电脑，学会打字，吃了点苦头但也尝到了甜头。我最得意的并不是我的不起眼的文章和书，而是它们的“生产方式”，居然是人到老年敲出来的。正因为为所当为，我感到充实。2000年春节，我写了一首自寿诗：
平生痴情唯嗜读，书生至死耻言穷。
世人都道乌纱好，满城争说老总红。
素衣莫叹襟袖冷，桃李无言香自浓。
再乞十年四千日，不废白头磨剑功。
▲ 平生痴情唯嗜读，2000年摄于家中。
为所当为意味着人活着有目标、有理想，即有追求。追求对人生是非常重要的。一切都已满足用不着追求的人生是平淡的；浑浑噩噩不懂得追求的人生是可怜的；而以追求个人名利为目的最终走向堕落的人生则是可悲的。
对崇高目标的追求，是理想、信念和顽强拼搏精神的统一。追求是生命的火焰，它使追求者充满活力和创造力，使生命绚丽多彩。革命者为追求人类解放而献身，科学家为追求人类幸福而忘我工作，他们的事业造福人类，他们的事迹光彩照人。人们从这种追求中，体会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即使人到老年仍应该有追求，继续完成青年时代的愿望和志愿。这样的老年是青年时代生命的继续，而不是生命的断裂。
我们主张为所当为，也就是主张人生应该有追求。当然，追求必须立足现实。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成为圣人、贤人；道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成为真人、至人。这种人生追求是不可能实现的。两千多年来，没有人实现过这种人生追求。这种追求具有某种伦理的或修养的价值，但不应该是我们的理想。我们并不反对青年人追求个人致富，但我们反对拜金主义，反对以追求金钱为人生的最高目的；我们也不反对追求个人事业的成功，但反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
在为人处世上我主张顺其自然。顺其自然，绝不是随波逐流，不要任何追求。人，特别是年轻人，一定要有追求。对理想的追求是成功的动力，又是一个人的成就所能达到的最高标度。在追求中，我们不应鄙视平凡，但要赞美崇高，拒绝堕落。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追求建立在与人民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相符合的基础上。应该记住马克思年轻时的一句话，我们的追求，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可是，人的追求不可能都达到目的。各人的自身条件、各种不同的境遇甚至不可预计的偶然性，都会影响人的一生。人心是秤，但人生并不是秤，不能单纯以得失进行评价。人与人在得失方面无法攀比。因此对自己的名誉、地位、级别，总之一切与自己个人利益有关的东西，应该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我总是提醒自己珍惜手中的东西，不嫉妒别人拥有的东西。古人说过，“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坏成什么样子是由于偏心，不知道自己田里的禾苗长势好是因为贪心。人应该种好自家的三分地，不要老望着别人的菜园子。其实我们各人都会有自己的长处，有自己的优势。我们应该发现自己，发挥自己的长处。说不定你羡慕别人，别人还羡慕你嘞。
心态平和，这是我追求的一种境界。但只有顺其自然才可能心态平和。如果心理老是不平衡，总是愤愤不平、恨恨而死的样子，这既不利于养生，也不利于养心，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当然，不合理的事可能会有的，个人多少受点委屈的事也可能发生。世上的事绝对公平完全合理很难，何况自己所谓公平合理是从自己的角度看的，已经打了折扣。我的原则是给我的奖励和荣誉我不推，不给我的我不争。凡事退一步想。在关乎个人名利的事情上，知足常乐的古训还不失为人生的一种智慧。为没有漂亮靴子而苦恼的人，应该同没有脚的人聊聊。人老更应该力求心理平衡。再没有比人到老年仍然汲汲于名利更不明智。老年应该有老年的情趣和活法。“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我们老祖宗的话是对的。这种通过道德修养而达到的“安定”，比安眠药片“安定”更有效、更持久、更有益健康。年老而不知止，贪财好货，私欲无尽，确实如西塞罗嘲笑的那样，像旅行快到终点还不断积累旅费一样的愚蠢。
我很喜欢辛弃疾作于江西铅山的《贺新郎》：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起句“甚矣吾衰矣”很容易引起老年人的共鸣。尽管作者心有不平而且透出某种老的无奈，但全词老而不悲，狂气犹存。这种藐视沉酣求名而以诗酒自娱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与自然合一的审美意境，使人感到即使人老仍可以活得潇洒。当然，我们是俗人，没有那种生活化的诗情画意。但仍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摆脱名缰利锁，活得充实点，活得有味道。
人，总是要死的。“上帝”不会忘记任何一个人。可是死之前是活的，是未死的。我们不能因为人终归一死，在死之前无所作为，等死。这样，人等于死了两次：死的时候是死的；活着的时候还是死的。这可不值得。
活，要尽人事，为所当为；死，要知“天意”，顺其自然。这样，活得充实，走得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