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刊物就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它培养作者，滋养读者。刊物的编辑是作者的老师和朋友。他们的心血浸透在发表的每篇文章中但不为人所知。为人作嫁，映照出编辑职业的崇高与神圣。我既是《教学与研究》的常年读者，也是它的作者。无论作为作者还是读者，我都获益良多。
▲ 摄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虽说是住房，实际是厨间。六米尚不足，不碍写文章”，与当今青年教员的住房无法相比，10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当时已是豪宅。
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发表在《教学与研究》上。那是1956年，距今已半个世纪。题目是《张东荪哲学思想批判》。我正年轻，不知深浅。当时的主编是王南同志。这是一位非常健谈且学识渊博的老同志。人们说他对着一张中药方的药名都能滔滔不绝讲半日，的确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晓。他为人非常热情。我的这篇文章就是他编发的。我记得王南同志在编发文章的过程中多次问我，是不是抄的。我说不是，是我自己写的。王南是老八路，我是小青年。他这样问，说明他直率，也说明他认真，怕刊物上出现文抄公，损害刊物的名声；也是对青年作者的爱护，怕我刚上文路，就摔跟头。第一篇文章的这点小趣事，至今仍然没有忘记。我写文章至今仍坚持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想法，不克隆别人的东西，连自我克隆都会内疚。这应该是我的第一篇文章第一位责编的功劳。
文章发表后拿了一百多元稿费，当时就像中大奖发了洋财，不知道怎么用。请朋友撮了一餐，买了双皮鞋，还剩下不少。对现在的青年来说，发表一篇文章不值一提，大部头的著作都不稀罕。可对当时刚分配到人民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的我来说，这可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它引发了我写作的兴趣和自信心，也使我懂得写文章的起码道德——不能当文抄公。为文有道——这个道不仅是文中之道，而且是文外之道即作者的人品。一位好责编，就是一位好老师，此言不虚。
从这篇文章起，我与《教学与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60年代的上半期，我经常为它写点东西。当时哲学不像现在这样掉价，还算是热门专业。除了写点理论性文章外，我和秀林及哲学系其他同志，经常写点哲学教学中某章如何讲授之类的辅导性文章。常用的笔名是显达、湘达。这些文章是为教学服务的，说不上有什么水平，不过对我自己来说，确是练笔的机会。《教学与研究》是我的第二所大学。
“**”十年对国家是大灾，对人民大学、对《教学与研究》是大难，对我的写作也是大灾难。人民大学被撤销，《教学与研究》停刊，我自然也失去了为它写东西的机会。随着人民大学复校，《教学与研究》复刊，我又恢复了它的读者和作者的双重身份。时而写点东西，也关注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刊物也一样。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还有点“土八路”气，现在的《教学与研究》则气派多了。开本、用纸、排版、封面设计、装帧，都是以前无法比的。尽管条件变了，可现在的《教学与研究》仍然继承和发扬过去的优良传统，在教学与研究两个方面都发挥了作用。在高校，教学与研究是不可分的。教学中的难点，就是研究的热点。教学促进研究，研究提高教学。脱离教学的研究是天马行空，不着地；离开研究的教学是照本宣科，提不高。《教学与研究》立足现实，面对教学，倡导研究，注意难点和热点，在教学和研究两方面，都发表了不少好文章，对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两课”教师都很有帮助。这些年来，我像以往一样，每期必读，从中得到不少启发。
现在刊物很难办。比起20世纪50年代，条件好了，难度大了。老实说，“**”以前，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与辅导角度说，《教学与研究》可以说得天独厚，虽不说是独此一家，至少是能与它竞争的不多。当时人民大学是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心，自然它的刊物也具有权威性。我们这些人当时刚刚毕业就敢写如何讲如何教之类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沾这个光，并非有什么特殊能耐。现在不同，社会科学类的刊物多了，具有与《教学与研究》性质相同的刊物也多了。理论和现实中的难点与50年代的情况也大不相同。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只有接受，不存在质疑的问题。所谓难点，也只是讲得如何更有条理而已。因而文章更多属于普及和宣教性质。现在不同。现实中提出的问题多，理论难点问题也多。国外各种思潮在中国都会有所反映。处在当今网络时代，思潮自由流动的速度空前快捷。像《教学与研究》这样性质的刊物，真正能给从事教学与研究的人以帮助，文章一定要有深度，有难度，有高度，还得有速度。这就要求我们的编辑在组稿时心中有数。我并不认为我们刊物上的文章篇篇是真理，不能有不同意见。在理论创新中一定会出现初看难以接受再读味道无穷的好文章，对于这样的文章当然不能遗珠，但又要避免出现表面上看似创新实际满篇自造概念看不懂读不通的文章。这当然要求编辑有更高的识别力。
现在教学中的难点多，理论研究中的难点多，因而读者对文章质量的期待更高。老实说，任何文章都不能摆出解惑释疑的教师爷姿态，我说你听，而应该是以积极参与的态度，进行平等的探讨。在这方面我们的《教学与研究》也有很好的传统。现在编辑人员虽然年轻，但政治素质和理论素质都不错。我相信我们的刊物一定能与时俱进，办得好上加好。
现在作者新人辈出，水平比我们高多了，更非我年轻时可比。随着光阴流逝，自己写的东西虽然也日渐增多，但我始终忘不了我的第一篇文章，第一位责编，忘不了由此开始的与《教学与研究》近半个世纪的文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