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的全面发展”是当今理论界普遍关注的话题之一。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对这个话题谈论得很多，却理解得很少。因此，完全有必要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内涵和实质做一番先行的、深入的考察，然后才能对它做出合理的、有效的说明。

“人的全面发展”，还是“个人全面发展”？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写下了一句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die freie Entwicklung eines jeden die Bedingung fuer die freie Entwicklung aller ist）[2]在这里，jeden和aller分别以省略的方式表示“每个人”和“一切人”。不难看出，既然马克思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看作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这就表明，在他的心目中，个人和一切人之间不但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而且比较起来，个人居于基础性的层面上。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叙述其“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时进一步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der universalen Beziehungen），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universeller Vermoegen）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die universelle Entwicklung der Individuen）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freie Individualitaet），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3]必须注意，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是“个人全面发展”的理论，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使用的德语名词Individuum（复数为Individuums或Individuen），专指“个人”，而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人”。在德语中，一般意义上的“人”通常用另一个名词Mensch（复数为Menschen）来表示。Individuum和Mensch这两个词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前者的着眼点是人格上独立的、具体的个人，后者的着眼点则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或人类的整体。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从来没有泛泛地谈论“人的全面发展”，他注重的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的“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确立。

有趣的是，在东方社会，尤其是现代中国社会中，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的观念被不知不觉地转换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观念。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在从长期以来的自然经济中蜕变出来的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人，特别是与伟大人物意义上的个人相对待的普通个人，仍然是缺乏人格上的独立性和精神上的独立地位的。

正如马克思在批判以亚当·斯密和卢梭为代表的错误见解——认为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着独立的个人——时所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Individuum），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4]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独立的个人在远古时代是不可能存在的，它乃是近代世界的产物，尤其是18世纪以来市民社会的产物。

众所周知，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也就是把普通个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无论是鲁迅等人关于易卜生剧本《现偶之家》中“娜拉出走”问题的讨论，还是巴金的小说《家》《春》《秋》或钱钟书的小说《围城》，都是围绕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而展开的。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后来，救亡的主题（集体至上）逐渐压倒了启蒙的主题（个体至上），于是，个人解放和个性自由的问题完全被掩蔽起来了。尽管1949年以后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教材也对“伟大人物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然而，在这里，关怀的重点也始终是伟大人物意义上的“个人”，而不是普通个人。不但普通个人缺乏精神上的独立地位和人格上的独立性，而且其基本利益也被曲解为“极端个人主义”而加以简单的否定。我们一再发现，普通个人只是作为一个片断、一种要素被归入“人民群众”这个集合性的概念中，只有伟大人物的个体性存在才成为人们反思的焦点。事实上，“文革”后出现的所谓“新启蒙”思潮，所要继续的正是“五四”前后才开始的普通个人解放的道路。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传统社会的身份制度向当代社会的契约制度的转化，个人本位、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已经成为当今现实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事实上，只有深刻领悟当代生活的实际诉求，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理论所蕴含的伟大的当代意义。

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还是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所说的“个人全面发展”，确切些说，是指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写道：“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Vermoegen）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Faehigkeiten）的普遍性和全面性。”[5]这里的两个德文词Vermoegen和Faehigkeiten在中文里都可以译为“能力”。在马克思看来，个人的全面发展充分体现在其能力的全面发展上，而普遍的、能力全面发展的个人的造就又是以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作为自己的前提的。马克思之所以从能力的角度来谈论个人的全面发展，因为他深受德国剧作家席勒的《美育书简》的影响。席勒敏锐地发现，在现代欧洲社会中，随着分工变得越来越细，个人能力的发展也显得越来越片面化。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的上述理论正是对席勒见解的一个回应。然而，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异化现象的普遍存在，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唯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这样的理想才可能实现。当然，这一理想的实现又是以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物质和文化条件作为基础的。

有待进一步追问的是：究竟什么是“能力”呢？显然，能力是指人的才能、才华。比如，一个人会开汽车、会操纵飞机、会操作电脑、会讲英语、会弹钢琴等，这些都属于能力的范围。在生活中，我们说一个人是“多才多艺”，也就是承认他具有多方面的能力。显然，一个人越是多才多艺，他的能力的发展也就越是全面，而他的能力发展越是全面，也就越接近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个人。

其实，在现代社会中，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是很难做到的，但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却是有可能做到的。也许正因为考虑到了这方面的因素，马克思关于个人能力全面发展的理论在中国理论界转化为关于个人素质全面发展的理论。尽管这里说的“素质”（Qualitaet）蕴含着“具有一定能力”这样的诉求，但又没有对能力有过高过多的要求。甚至可以说，在“素质”这个概念的含义中，“能力”的大小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一个人总体上的精神境界。换言之，“素质”是一个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基本品质，它主要由以下两个方面组成：一是人文情怀，如珍惜生命、维护人权、尊重他人、崇尚自由、推重民主、提倡公正等；二是科学精神，如尊重事实、着重客观规律、为真理而献身等。所谓“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就其核心的内容来说，也就是人文情怀与科学精神在个人身上的统一。虽然能力和素质都发自内心、见之于外，但比较起来，素质更能体现出个人的内在世界和思想境界。我们之所以说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相对地容易做到，因为任何个人，只要其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有一个均衡的发展，他的素质也就向全面发展的方向靠近了。反之，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之所以难以做到，因为以技能的方式起作用的能力是受到个人的天赋、兴趣和身体条件的限制的。当然，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和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这两种提法并不是矛盾的，更不是对立的。实际上，个人素质全面发展的提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关于个人能力全面发展提法的修正和推进。

理想状态中的全面发展，还是现实状态中的片面发展？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马克思说的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乃是理想状态中的目标。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人文精神历史内涵的演化，“全面发展”的含义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因而每一个时代对“全面发展”的理解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恩格斯在谈到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一系列伟大人物的时候，曾经这样写道：“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做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自己的光芒。……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ganzen Maennern）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6]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恩格斯所说的“完人”理解为那个时代在素质上全面发展的个人。而在当代，人们对全面发展的个人必定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换言之，个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只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的状态。当然，把这样的理想状态确定为目标，一定会对每个人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却应该辩证地理解“全面发展”和“片面发展”之间的关系。人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今时代是知识和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人要了解和掌握所有的知识和技能是根本不可能的。试图无所不知，结果只能一无所知。因此，如果从现实生活的视角出发去探索个人全面发展的话题，只把它解读为素质上的全面发展，即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就足够了。任何人只要不陷入幻觉之中，他应该明白，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只能片面地发展自己。也就是说，他必须有自知之明，必须对自己的天赋、兴趣和现状进行认真的反思，并片面地发展自己身上最擅长的、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那些因素。莎士比亚之于戏剧、莫扎特之于作曲、帕格尼尼之于小提琴、毕加索之于绘画，正是片面发展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人试图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专长和能力，他必将一事无成。

歌德说过：“有人说得很对，人的才能最好是得到全面发展，不过这不是人生来就可以办到的。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培养成某一种人，然后才设法去理解人类各种才能的总和。”[7]他经常告诫秘书爱克曼，要他集中自己的精力，做好某一方面的学问，以至于爱克曼非常认真地写道：“从我和歌德接近以来，他一直要我提防一切分心的事，经常力求把精力集中在一门专业上。如果我表现出一点研究自然科学的兴趣，他总是劝我莫管那些闲事，目前且专心致志地在诗方面下功夫。如果我想读一部对我的专业没有帮助的书，他也总是劝我不要读，说它对我毫无实用。”[8]这段话不但体现出歌德在治学上对爱克曼的严格要求，也表明，歌德是主张以片面的方式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才华的。

有趣的是，片面地发展专长、严格地限制研究范围，也是黑格尔最重要的治学经验。他告诉我们：“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世界上有趣味的东西异常之多：西班牙诗、化学、政治、音乐都很有趣味，如果有人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我们决不能说他不对。但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中，如欲有所成就，他必须专注于一事，而不可分散他的精力于多方面。”[9]在另一处，他以同样的口吻写道：“歌德说，立志成大事者，必须善于限制自己。人唯有通过决断，才投入现实，不论做出决定对他来说是怎样的艰苦。”[10]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辛辣地讽刺了那些老是停留在全面发展的志向中，而不肯做任何决断的人：“单纯志向的桂冠就等于从不发绿的枯叶。”[11]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一个人要有所造就，决不能同时发展自己各方面的兴趣和能力，也不能停留在单纯的志向中，而应该诉诸行动，发展自己最有特长和最有把握的方面。

综上所述，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的理论，与其被理解为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不如被理解为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而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主要体现为个人精神生活中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的统一。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只是个人发展中的理想状态，实际上是很难达到的。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应该追求的现实目标是：在素质上全面地发展自己，在能力上片面地发展自己。事实上，只有整个人类才可能实现能力上的全面发展。

[1] 本文原来的标题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之我见”，原载《探索与争鸣》，2002（8），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哲学原理》，2002（11）全文转载。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参见Marx Engels，Ausgewaehlte Werke（Band 1），Dietz Verlag 1989，s.438.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参见Karl Marx，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Dietz Verlag 1974，p.75.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参见Karl Marx，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Dietz Verlag 1974，s.6.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参见Karl Marx，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Dietz Verlag 1974，s.79-80.

[6]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参见F.Engels，Dialektik der Natur，Dietz Verlag 1952，s.8-9.

[7]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7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8]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8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9] 黑格尔：《小逻辑》，17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0]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24～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