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不会怀疑，马克思哲学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的伟大传统。换言之，人文关怀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维度之一。我们这里涉及的人文关怀概念的主要含义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和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解放和自由的追求，等等。然而，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在马克思哲学的传播过程中，其人文关怀的维度却被严严实实地遮蔽起来了，从而使马克思的理论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歪曲。今天，重新肯定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维度，恢复其本真的理论形象，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处于遮蔽状态的人文关怀的维度

在马克思哲学的传播过程中，其人文关怀的维度是如何被遮蔽起来的？我们认为，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对马克思哲学的不同的理解模式而被遮蔽起来的。

第一种理解模式是：马克思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妨把这种解释模式称为“工具论”。虽然这种理论承认马克思哲学追求的根本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建设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但它又坚持以下两点。

其一，这个目标是长远的，因而蕴含在这个目标中的人文关怀在眼前完全可以被搁置起来，不必深入地在理论上加以探究或在实践中加以贯彻。

其二，这个目标是通过长期的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实现的，而在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学说的追随者有感于阶级斗争的严酷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在解释其学说时，通常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遗忘乃至压抑马克思哲学中人文关怀的维度，而把其阶级斗争的属性加以强化或夸大，甚至干脆把它理解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或手段。

随着这种“工具”意识的不断增强，手段和目的的位置被颠倒过来了。一方面，手段成了目的，即阶级斗争被置于最高的位置上，成了人们为之而奋斗的最根本的目的；另一方面，原来的目的，即人的自由和解放却倒过来被下降为手段。如果人们偶尔提到这方面的话题，那也只是为了唤起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人们甚至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纯粹的阶级斗争学说，并使之与人文关怀尖锐地对立起来，以至于问题完全走向反面，即谁只要一谈论人文关怀，谁就是在曲解或非难马克思哲学。仿佛马克思哲学只是一种冷冰冰的理论，它与任何意义上的人文关怀都截然对立，不可同日而语。显而易见，这种理解模式不仅遮蔽了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维度，而且把这一维度与马克思哲学尖锐地对立起来了。

第二种理解模式是：马克思哲学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我们不妨把这种理解模式称之为“科学论”。诚然，我们也承认，马克思哲学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当人们仅仅着眼于从“科学论”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哲学时，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的维度也会被掩盖起来。因为“科学论”关注的仅仅是马克思哲学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性，而对马克思哲学的其他重要特征，特别是人文关怀的特征，完全不予重视。比如，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就把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作为“科学”）与青年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尖锐地对立起来，简单地把青年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他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思想，作为费尔巴哈式的问题而加以贬低乃至否定。诚然，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特别是他关于人的理论有一个发展过程，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也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思想不光是青年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重要的侧面，而且也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维度。此外，“科学论”还强调，在人类社会中唯一起作用的力量就是“规律”或“必然性”，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争取自由和解放、追求人格尊严和人文关怀的必要性。总之，把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尖锐地对立起来，并用前者去否定后者，必定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形象的扭曲。

第三种理解模式是：马克思哲学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哲学。我们不妨把这种理解模式称之为“实践论”。“实践论”是当前最流行的理解模式。与上述两种理解模式相比，乍看起来，“实践论”是最接近对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维度的肯定的，其实不然。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含义。人们通常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去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概念的。比如，晚年卢卡奇的巨著《社会存在本体论》就是沿着这样的方向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在这里，存在着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惊人的误解，而这一误解又是与人们对康德哲学缺乏了解联系在一起的。按照康德的看法，纯粹理性和认识论关系到自然，而实践理性和本体论则关系到自由。也就是说，当人们从认识论和科学技术（即只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出发去理解生产劳动这一实践形式时，他们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引起对人的问题的重视和对人文关怀的肯定；事实上，只有当人们从本体论和实践理性（即主要关注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出发去理解生产劳动这一实践形式时，他们才会自觉地重视人的问题并把人文关怀作为一个重大的问题提出来。

综上所述，正是“工具论”“科学论”和“实践论”的流行，使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的维度被严重地遮蔽起来了。

遮蔽状态的历史成因

在马克思哲学的传播过程中，为什么上述“三论”会流行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的。

首先，人们在理解马克思哲学与它所继承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关系时，为了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正确性和独特性，干脆把它从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中割裂出来，并使之与这一传统尖锐地对立起来。诚然，我们也承认，马克思对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以奢谈“抽象的人”和崇拜“抽象的人性”为特征的人文主义思潮做过深刻的批判，但马克思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乃至抛弃西方人文主义的伟大传统，而是要使它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总之，马克思的意图是倒掉洗澡水，留下小孩，而不是把洗澡水和小孩一起倒掉。而马克思的一些后继者在解释马克思哲学时，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夸大马克思哲学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差异，从而把两者尖锐地对立起来。这种做法导致的结果是：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者自己放弃了人文关怀的提法，并把这种提法让渡给资产阶级哲学家，使之成为他们的专利。显然，这种理论上的自我束缚和自我否定是十分愚蠢的，它给马克思哲学的传播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其次，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者未能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视野，因而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人”这一特殊的存在者与其他存在者之间的本质差异。由于这一差异没有以普遍的方式进入到意识的层面上，所以，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的维度对于解释者来说，始终是封闭的。有人也许会对我们上面的说法表示怀疑：当前理论界关于马克思的人的理论、人学、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不都涉及人文关怀的维度吗？

毋庸讳言，我们也承认，这些问题的讨论在一定的程度上关涉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的维度，但如果人们认为只要讨论这些问题而不去触动传统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的错误理解，就已经恢复了它的人文关怀维度，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传统哲学教科书把马克思哲学的基础误解为一般唯物主义，因此，它是从“世界统一于物质”这一基本命题出发去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正是在这个基本命题中，“人”这一特殊的存在者与其他存在者之间的差异被磨平了。从这样的基础出发去论述马克思哲学，必定会遮蔽其人文关怀的维度。事实上，只要这一哲学基础还没有成为反思的对象，哪怕人们天天在讨论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人文关怀仍然像一张贴到马克思哲学上去的邮票，随时都可以被撕下来。在当代西方哲学家中，正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通过其“本体论差异”的理论，阐明了作为人之存在的“此在”与其他存在者之间的差异。在海德格尔看来，马克思哲学是意识到这种“本体论差异”的，因此，它比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都来得深刻。“人们尽管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共产主义学说及其论据，但从存在的历史看来，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基本经验确实已在共产主义学说中自行表露出来了。”[2]这就启示我们，只要人们还把一般唯物主义理解为马克思哲学的基础，那么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的维度终究会被掩蔽起来，甚至完全被遗忘。

再次，社会主义国家最初是在东方建立起来的，由于东方社会长期以来处在亚细亚式的、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所以独立人格及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起来的人文关怀在东方社会中缺乏相应的土壤。这就使东方社会的学者在解读马克思哲学文本时，自然而然地把马克思哲学的这一维度给遮蔽起来了。这种遮蔽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一些东方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后，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完全不谈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的维度。直到这些国家进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由此可见，遮蔽乃至遗忘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的维度是有深层的理论原因和历史原因的。只有深入地检讨这些原因，才可能恢复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的理论形象。

恢复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维度

每一个认真地研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都会发现，马克思哲学充满了人文精神。无论是他青年时期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还是《博士论文》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无论是他思想成熟时期写的《资本论》，还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或《人类学笔记》，无一不包含着马克思对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的执着追求，无一不洋溢着深厚的人文关怀的情愫。

首先，马克思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伟大继承者。马克思不仅通过对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的肯定，张扬了“自由”这一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不仅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揭示了劳动者的真实处境和人性复归的可能性，而且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解读了西方哲学，特别是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哲学，强调其本质乃是对人的问题的真正关注。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这样写道：“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3]事实上，马克思正是沿着西方人文主义的伟大传统来从事自己的哲学思考的。当传统的哲学教科书把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解为“一般唯物主义”的时候，完全忘记了马克思在批判霍布斯的机械唯物主义学说时所说的话：“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4]

其次，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既不赞成历史唯心主义者脱离现实的生活条件，奢谈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也不赞成抽象的经验论者撇开人的社会特性奢谈人的本性。马克思强调，他自己在哲学上采用了一种独特的观察方法：“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其发展过程的人。”[5]实际上，马克思也正是从这样的“现实的人”或“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来探讨社会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的问题和人文关怀绝不是贴到马克思哲学上去的一张邮票，而是贯穿马克思全部学说，尤其是其哲学思想的一条红线。

再次，马克思哲学的宗旨是追求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传统哲学教科书把马克思哲学曲解为侈谈“世界统一于物质”的高头讲章，完全看不到马克思物质理论的实质。在马克思看来，物质表现为具体的样态——物体，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物体通常表现为商品；商品具有使用价值（自然属性）和交换价值（社会属性）；从社会属性看，商品反映出资本主义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商品拜物教”却把商品的这种社会属性误解为其自然属性，从而产生了对物本身的崇拜；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由此可见，马克思物质理论的实质并不是奢谈“抽象的物质”，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物质的普遍样态——商品的拜物教的批判，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全面揭示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并鼓励劳动者起来在实践上改变这种关系。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在谈到生产领域时指出：“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计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这段话充分体现出马克思对人的自由和人文关怀的重视和追求。

综上所述，人文关怀构成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维度。我们完全应该理直气壮地探讨并阐发这个维度，恢复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用以指导我们的现实生活。

[1] 本文原来的标题是“人文关怀：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个维度”，原载《光明日报》，2001-02-06，《新华文摘》，2001（5）全文转载。

[2] Martin Heidegger，Ueber Den Humanismus，Vittorio Klostermann，1949，s.27-28.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926～9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