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习惯以就事论事的方式来探讨现代化的问题，这反而容易使他们与他们正在追求的真理失之交臂。事实上，人们正在从事的现代化事业从来就不是孤立的，而是和现实生活中的其他的维度，特别是文化的维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我们把现代化建设同时理解为一种文化建设时，亦即只有当我们深入地反思现代化的文化内涵时，蕴含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质性的东西才会向我们显示出来。

全面认识现代化的文化内涵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含义十分丰富的概念，常常因为人们对它的含义有着不同的理解，许多文化争论便难以获得实质性的进展。按照我们的看法，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文化概念。一个是“广义文化”的概念，即经过人类劳动加工的一切都属于“广义文化”概念的范围之内。它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器物层面，如人类建造的各种建筑物、产品、工具等；二是制度层面，即人类社会制定的各种制度，如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三是观念层面，如社会心理、各种意识形式、价值观念等。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我们不妨把广义“文化”概念中的器物、制度和观念层面分别称作“文化1”“文化2”和“文化3”。另一个是“狭义文化”概念。实际上，“狭义文化”概念也就是“广义文化”概念中的第三个层面，即观念层面。

回顾一下中国的近、现代史，就会发现，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主要是从器物革新，即“文化1”的层面出发去理解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的。而中国在“甲午海战”中的惨败表明，“洋务派”对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又是何等肤浅、何等片面。后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要是从制度革新，即“文化2”的层面出发去理解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的。然而，在清王朝被推翻后，议会的贿选、军阀的混战、袁世凯和张勋复辟等现象的出现表明，光注意“文化2”的更新也是不够的，因为制度也是人建立起来的，只有人的观念普遍地改变了，新制度才能获得稳固的基础和长足的发展。“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则主要是从观念革新，即“文化3”的层面上来理解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的。这一历史过程表明，国人对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思考不断地向纵深发展。然而，由于外患频仍，国人一直没有时间对现代化的全幅文化的内容做出从容的反思和认真的总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人对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的认识又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过程。人们最先把现代化理解为“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毋庸讳言，这四个现代化在整个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仅仅着眼于“四个现代化”显然还停留在器物的层面上，即停留在“文化1”的层面上。改革开放后不久，国人认识到，要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真正地打开局面，关键是进行体制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时候，国人还越来越明显地认识到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事实上，政府每年都要颁布多部法规。至于这些法规的执行情况和国人的法权意识，那就又当别论了。在这个阶段上，国人的认识主要停留在制度层面上，即停留在“文化2”的层面上。到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国人进一步认识到，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人的素质的现代化，而人的素质的现代化的关键又在于人的观念，特别是人的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观念不更新，即使器物和制度都变了，人们仍然会故态复萌。于是，国人的认识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观念层面，即“文化3”的层面上。

中国近、现代和当代的现代化实践一再告诉我们，必须从总体上把握现代化所蕴含的全部文化内涵。也就是说，必须超越“四个现代化”的眼界，而把现代化理解为总体性的、多层面的文化工程。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情结

众所周知，中国是在特殊的情境下开始确立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的，这就使这条道路显得格外坎坷。这种情况反映在文化意识，即“狭义文化”或“文化3”的层面上，表现为以下四个挥之不去的情结。

第一个情结是：一方面，国人意识到，中国要走现代化的道路，就必须虚心地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学习它们优秀的文化遗产、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另一方面，国人也意识到，从鸦片战争以来，侵略中国、掠夺中国、限制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也正是这些以“老师”的身份出现的国家。因此，中国要发展，要搞现代化，就必须先起来反抗这些国家，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主。自近代以降，国人的文化意识始终处在这一情结的纠缠下。坚执于前一方面的极端观念是所谓“全盘西化论”“崇洋媚外论”；坚执后一方面的极端观念是所谓“盲目排外论”“闭关锁国论”。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文化意识一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徘徊。1949年，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后，这种文化情结并没有随之而消失。只要我们认真地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道路，就会发现，在许多文化现象和冲突的背后，依然潜伏着这种情结。

第二个情结是：一方面，国人意识到，中国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就一定要发展商品经济并以此推动全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国人又处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一边发展商品经济，一边又担心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导致贫富不均乃至两极分化。这种情结也一直牢牢地纠缠着国人的文化意识，使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举步维艰。即使作为民主革命先驱的孙中山先生，在积极倡导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同时，又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口号。晚年毛泽东虽然偶尔也有发展商品经济的念头，但同时又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作为一个重要的口号提出来，从而一度使中国错失了发展商品经济的大好时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结束了这种歧路亡羊的局面，但在文化观念上，却一直徘徊于“效率优先”和“公正优先”这两个极端之间。这充分表明，当代中国人还没有完全从这个情结中走出来。

第三个情结是：一方面，现代化必然蕴含着文化观念上的启蒙，而启蒙的一个根本任务是澄明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始终是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而救亡图存强调的是总体性和纪律，新中国成立以后，计划经济强调的也始终是同一个主题，这就在相当的程度上忽视了现代化所蕴含的启蒙主题，即对个人权利的肯定和对个人问题的探讨。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们才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澄明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的极端重要性。也就是说，应当在充分肯定个人的权益的基础上处理好个体与总体的关系问题。

第四个情结是：一方面，国人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后，从20世纪70年代才普遍地确立起现代化的意识；但另一方面，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却出现了一股后现代主义的思潮，这一思潮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主要价值导向采取批判的态度。它传入国内后，对一部分知识分子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于是，他们也起来批判现代化的主导性价值。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两难困境：中国要不要搞现代化？中国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现代化？许多人感到无所适从。

上面的考察表明，自近代以降，国人的文化意识或徘徊于两个极端之间，或坚执某个片面，这就给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带来了某种消极的影响。正是借助改革开放的伟大力量，国人才正确地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这些文化情结，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文化情结还远未消除，它们依然影响乃至困扰着一部分人的思想。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现代化指向

如前所述，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各种文化思潮纷然杂陈。就其大端而言，它们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传统的或前现代的文化思潮。以儒、道、法、佛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中仍然拥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这种传统文化是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社会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因此，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是：王权至上、等级观念、男尊女卑、江湖义气、因果报应等。第二类是以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追求为旨归的文化思潮。这类思潮主要是在“五四”前后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其基本价值取向是：尊重理性、个性和人权，崇尚平等、自由和民主，倡导科学知识、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第三类是从西方国家传进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它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八九十年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类思潮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崇尚非理性、解构真理和理想、追求游戏状态等。显而易见，第一类思潮与第三类思潮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和第二类思潮的基本价值取向相冲突的。在这三种文化思潮的冲突中，中国社会向何处去，这是国人必须做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也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不用说，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当从自己的具体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现代化道路。如果犹豫徘徊，歧路亡羊，或只满足于形式主义的文化争论，那就会丧失历史机遇。

因此，在这三类文化思潮的冲突中，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站在第二类思潮的基本价值导向，即现代化的价值导向上。决不能把我们的立场漂移到第一类，即前现代思潮，或第二类，即后现代主义思潮上去。当然，坚持现代化和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并不等于对前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价值体系采取简单化的、否定性的态度。我们仍然需要批判地吸取第一类和第三类文化思潮中的合理的因素，以便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做出必要的修正。

[1] 本文原来的标题是“现代化的文化内涵与文化的现代化指向”，原载《文汇报》，1996-04-10，《新华文摘》，1996（7）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