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概念不但成功地融入日常生活，成了日常语言中的口头禅；而且也迅速地占领了诸多学术领域，仿佛成了衡量一个学者是否具有前沿意识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以“全球化”作为主题的论著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我们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即语言真是世界的主宰！然而，当我们认真地审读相关的论著的时候，却不无遗憾地发现，关于“全球化”这一概念，人们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论断，从而也无法使我们的认识向前推进一步。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一概念的含义和谈论角度的反思，获得一种真正的、批判性的识见。

主动与受动

众所周知，“全球化”这个概念，特别是蕴含在这个概念中的“化”字表明，它指称的是某一主体或某些主体的行为或活动。也就是说，“全球化”作为一种行为或活动，是与行为或活动的主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有趣的是，人们在探讨“全球化”的论著中，却常常把它理解为一种无主体的行为或活动。一旦进入这样的理解方式，即把“全球化”与推进“全球化”的主体分离开来，从而使“全球化”成为从天而降的东西，也就等于封闭了对这个问题获得真正的见解的全部路径。

这就启示我们，必须把“全球化”和积极推进“全球化”的主体联系起来进行考察。那么，究竟谁是积极地推进“全球化”的主体呢？换言之，究竟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处于主动状态呢？观察和研究表明，是西方发达国家，而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会成为“全球化”历史进程的积极推进者呢？答案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们能够从中获益。除了这个根本性的原因以外，还因为它们拥有推进“全球化”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本方面的条件。与西方发达国家所处的主动状态相对的是受动状态，而受动者则是那些不得不接受“全球化”理念和行为结果的发展中国家或在发展中相对滞后的国家。

当然，以这样的方式来区分“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动的方面和受动的方面还是比较粗糙的。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内部，贫富之间的对立也是十分严重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真正的主动者乃是西方发达国家中那些通过“全球化”的推进可以带来巨大利益的阶层，而它们对国家的决策常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至于西方发达国家中的贫困的阶层，不但不一定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获益，其利益还可能遭到进一步的损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将在后面的论述中做具体的分析。同样地，在发展中国家或在发展中相对滞后的国家里，也存在着贫富之间的差异，虽然从总体上看，“全球化”使这些国家处于被动和不利的情况下，但这些国家中的富有的阶层仍然可能在这一进程中获益。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只有当我们不再停留在表面上，即以无主体的方式泛泛地谈论“全球化”的时候，我们的认识才会获得深化，才会深刻地理解关于“全球化”的各种迥然不同的见解存在的理由。

主观与客观

当人们了解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存在着主动和受动这两大方面的时候，他们常常会陷入这样的幻觉，即“全球化”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富有的阶层在主观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罢了。诚然，我们也承认，“全球化”并不是无主体的进程，而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行这一进程的发展时，起着主动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进程并不只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观愿望和随意的行为，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客观法则。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又不能把这一进程仅仅还原为这些国家的主观的、任意的愿望和行为。换言之，我们必须看到“全球化”进程中那些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和客观要求的存在。

马克思早就告诉我们，资本从发达国家的输出和向全世界的渗透乃是资本自身发展的客观逻辑。他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2]又说：“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这两段话表明，马克思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已经洞见并揭示了资本“全球化”的客观历史趋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4]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是不可能违背资本发展的客观逻辑的，因而他们一定会全力推进“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一旦获得这样的认识，我们也就进一步深化了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主体的本质的认识。也就是说，真正的主体不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富有的阶层，而是他们所操纵和控制的资本。正是资本自我增值的客观需求构成了“全球化”的深层的历史动因。事实上，只有当我们把“全球化”理解为不可阻挡的、客观的历史发展趋势的时候，我们在这一进程中采取的对策和行为方式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

赞成与反对

如前所述，既然“全球化”本质上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那就是说，不论人们赞成它也好，反对它也好，它总会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有人也许会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在讨论“全球化”问题时还有必要把赞成与反对作为问题提出来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是一个与“全球化”具有同样知名度的概念，而人们对“反全球化”概念的认识也已经步入误区，需要加以澄清。这就使我们对这个方面的考察成为必要。

众所周知，1999年年底的“西雅图风波”开了所谓“反全球化”的先河。从那时起到现在，无论是在北美，还是欧洲大陆；无论是在澳洲，还是在亚洲，已经发生多起重大的“反全球化”的示威游行。这一“反全球化”的阵营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既有极“左”的革命者，又有宗教团体的成员；既有无政府主义者，又有环境保护主义者；既有第三世界的同情者，又有在西方社会中生活落魄的人。

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把他们的活动理解为“反全球化”的活动？按照我的见解，这里存在着概念的误用。其实，彻底的、绝对的“反全球化”的人和活动都是不存在的。比如，互联网、卫星电视传播、热线电话、国际航班、国际性的大卖场等，都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为什么人们不起来抗议和反对这些东西呢？事实上，在前面提到的一系列所谓“反全球化”的运动中，最集中地受到攻击的是全球分配不均、贫富差异拉大，而对这样的结果起着维持和推进作用的组织则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因为这些组织更多地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所谓“反全球化”的实质是反对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利用各种组织，对本国弱势人群和对弱势国家的利益的侵害。所以，“反全球化”这个提法本身就是概念的一种误用。反之，“赞成全球化”也是一个含糊的说法，实际上，人们不可能赞成“全球化”中间的每一个举措，一般说来，他们赞成的也只是与自己的利益相契合的那些部分。

尽管“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而赞成或反对这一历史进程则是一部分人的主观方面的愿望，但主观方面的愿望仍然会对这一进程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至少会敦促处于主动状态的国家对其他不同国家的利益做出相应的调整，尽管“全球化”的总趋势是无法逆转的。当然，重要的并不是停留在这种“赞成”或“反对”的抽象的态度上，而是要深入地分析，人们具体“反对”什么或“赞成”什么。

西方化和普世化

如前所述，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行“全球化”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能不能像有些学者一样，从这一事实出发，简单地把“全球化”诊断为“西方化”，即西方经济利益和文化价值的“全球化”呢？显然不能。

诚然，我们也承认，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行“全球化”的过程中，主观上也希望输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但全部问题在于，它们是否可能把非西方的国家全部都“西方化”呢？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主要理由如下：其一，非西方发达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即使西方国家的经济观念乃至整个文化价值观念渗透到这些国家中，这些国家也不可能实现全盘“西方化”的，因为它们自己的文化已经进入血液之中，想抛弃也是抛弃不了的。最可能的结果是两种文化的融合。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行“全球化”的进程中，其心理状态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它们希望在经济和文化上同化那些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它们又担心这些国家的迅速崛起会倒过来损害自己的利益。基于这样的矛盾心理，它们也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沿着“西方化”的路径来改变那些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把“全球化”理解为西方化，不但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而且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假如说，“全球化”进程中的“西方化”是一个假问题的话，那么，“普世化”倒是一个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我们这里说的“普世化”乃是指蕴含在西方文化中的普世性价值观念，如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信用等观念的广泛传播。从哲学上看，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一对矛盾。特殊性蕴含着普遍性，而普遍性只能通过特殊性而存在。这就告诉我们，西方文化乃是一种特殊性，而它所蕴含的上述普世性价值则是一种普遍性。由于特殊性是无法把自己普遍化的，所以，“西方化”完全是一个虚假的问题，真实的问题乃是普世性价值的传播问题，而在普世性价值的传播过程中，非西方国家究竟是加以拒斥，还是加以接受？这才是全部问题的要害之所在。我们发现，非西方国家常常以自己的所谓“特殊性”“特色”为理由来拒斥这类普世性价值。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们常常打着“反对西方化”“反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口号，既然我们在上面已经论证“西方化”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幻影，因此，它们实际上反对的是蕴含在西方文化中的普世性价值。

当然，这里有两个情况需要加以说明：一是西方国家在推行“全球化”的过程中也会陷入幻觉，以为自己只是在推行“西方化”，在扩大自己的利益，而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蕴含在历史运动中的“理性的狡计”会使这方面的动机变得无足轻重，相反，却把那些普世性价值的传播作为最重要的内容凸显出来；二是任何国家要走现代化的道路，都无法回避上面提到的那些普世性的价值。不管人们给自己正在从事的现代化的模式打上什么印记，如“某某特色”“某某宗教革命”等，那些普世性价值是绕不过去的。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情况下，泛泛地讨论“全球化”问题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重要的是，揭示并认识蕴含在这其中的实质性问题。

[1] 本文原载《学术月刊》，2002（5），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哲学原理》，2002（11）全文转载。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