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看了这篇文章的标题一定会感到困惑，这里说的“意义溢出”和“太空状态”究竟是什么意思？所谓“意义溢出”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意指某个事物原来只有这么一点意义，现在却被无限地拔高和夸大了。这就好像一个杯子，它只能承受其容积允许它承受的**。如果它已经满了，我们还继续往里倒，**就会溢出来。同样地，在人们的生活中，每一个事物都有它相应的意义，如果它的意义被不切实际地加以夸大的话，就会发生“意义溢出”的现象。所谓“太空状态”也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意指太空中的所有事物都失去了自己的重量，飘浮起来了。也就是说，不同事物之间在意义上的差异被磨平了。由于“意义溢出”的推动，所有事物都获得了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它们也全被推入到太空中去了。质言之，它们全都失去了自己的比重和意义，变得轻飘飘的了。

比如，近几年来，“世纪末”“世纪之交”“新世纪”“跨世纪”“新千禧年”这样的术语以铺天盖地的方式出现在大众传媒的各种形式中。只要我们浏览一下近几年来出版的各种文本，就会发现，人们竟然如此慷慨激昂地谈论着自己置身于其中的这个极端重要的历史时期，如此喜忧参半地预期着重大历史事件的出现，如此严肃认真地规定着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以致每个人都成了拉伯雷笔下的庞大固埃。仿佛整个人类历史离开了这一代人就会黯然失色，这正是一种空前绝后的自恋情结！

其实，以每一百年作为一个世纪，以每一千年作为一个千禧年，不过是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的一种纪年法。这种纪年法以耶稣的诞生作为公元元年，我国是从1949年开始正式采用这一纪年法的。这种纪年法不过是一种记叙人类活动的、约定俗成的方法。除此之外，它还有什么更多的意义呢？然而，难以置信的是，人们竟把如此重大的意义赋予这种纪年法，仿佛两个世纪或两个千年的交汇点必定包含着异乎寻常的含义；仿佛人类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只能发生在这样的交汇时期；仿佛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比任何其他时代的人承担着更为伟大的历史使命。其实，所有这些溢出来的意义都不过是幻觉，所有这些夸张的言辞都不过是脑袋里的风暴！

每一个不存偏见的人都会发现，这个历史时期的每一天都与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平淡无奇，重大的历史事件也不是按纪年的方式出现的。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和1968年的风暴，又有哪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恰好是在1900年或2000年发生的呢？即使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上或将来的发展中，恰好有一个或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在两个世纪交汇的时刻，这又能证明什么呢？难道重大历史事件只是为了迎合纪年法才降临的？难道人类历史只是人们的想象力玩弄的魔方？

人类经常重复的错误是，他们自己创造或使用了某种东西，却又倒过来对这种东西顶礼膜拜。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指出的：“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的观念。……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我们要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下呻吟喘息。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再见到人们对自己的创造物的盲目崇拜。一位学者申报一个研究课题，哪怕它涉及的完全是边缘性的东西，如“茶文化”“酒文化”之类，但在论证中，他总是赋予它以重大的意义，仿佛这个课题没有通过，人类将蒙受惨重的损失，甚至他们永远只能在黑暗中徘徊；一个政治运动（如“大跃进”“**”）在发动之初，它的意义总是无限地被夸大，似乎不参与这样伟大的运动，人们只能为历史所唾弃。然而，实践却证明，它或许只是一场无益的闹剧。

“意义溢出”的结果是，一切边缘性的、轻飘飘的事物都成了中心化的、沉甸甸的事物。与此相应的是，一切本来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如反腐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等）却被挤到边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总之，所有的事物都被推入到太空状态中去了，它们全都失去了自己的比重，它们的存在方式就是飘浮。如果套用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这就是“事物不能承受之轻”。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太空状态”正是每个事物不断地追逐、拔高自己的重量的结果。老子说：“反者道之动。”良非虚言也。

要走出这种“太空状态”，要把事物的本来面貌从夸大的、虚假的言辞中拯救出来，就要学会用冷静的理性，而不是狂热的情感，谨慎地、恰如其分地去估价每个事物的意义。

[1] 本文原载《解放日报》，2001-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