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意大利学者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使用过organic intellectual这样的术语。当然，这个术语也不是葛氏最先使用的术语。葛氏的《狱中札记》是用意大利语写成的，而organic intellectual这个术语只是出现在英译者翻译葛氏论著的译本中。有趣的是，国内不少研究者把organic intellectual这个术语译为“有机知识分子”，更有趣或更难以理解的是，人们目前仍然以无批判的方式沿用着这样的译法，使所谓“有机知识分子”这样的表达式差不多成了约定俗成的译法。比如，赵勇在《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反思》一文中谈到葛氏思想的时候写道：“为获得这种文化领导权，培养‘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的任务至关重要，因为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占领大众的‘常识’和文化领域，也才能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2]
显然，把organic intellectual这样的英文表达式译为“有机知识分子”受到了《狱中札记》的中译本的影响。目前，在国内有两个不同的《狱中札记》的译本：一是葆煦的译本，它是从1959年出版的俄译本那里间接译出的，译本中出现了“‘有机的’知识界”这样的译法[3]；二是曹雷雨等人的译本，它是从伦敦Lawrence And Wishart出版社1971年出版的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译出的，译本中也出现了“‘有机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界”这样的译法[4]。
无论如何，把organic intellectual译为“有机知识分子”或“有机知识界”是不妥的。一方面，这种译法不符合葛氏的本意，好像他有意把知识分子划分为“有机知识分子”和“无机知识分子”似的；另一方面，这种译法也没有考虑到organic这个英语的形容词在不同语境中的用法和含义。实际上，organic作为形容词，既可解释为“有机的”，又可解释为“有组织的”。一般说来，在organic chemistry的语境下，organic应译为“有机的”，而organic chemistry则可译为“有机化学”；而在organic intellectual的语境下，organic应译为“有组织的”，而organic intellectual则应译为“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或“（被）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译为“有机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妥的。
其实，只要我们注意到葛氏《狱中札记》的英译本中经常出现的动词organize（使有机化、组织），我们就会明白，应把形容词organic译为“有组织的”，而把动词organize译为“组织”。毋庸讳言，也只有这样翻译，才切合葛氏的本意。只要我们认真阅读葛氏的《狱中札记》，就会发现，葛氏主张的是，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只有使知识分子处于被组织起来的状态中，才有可能真正地夺取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
多年来，笔者在讲课中一再对“有机知识分子”这类翻译中的表达式进行批评。今年，偶然浏览《王蒙读书》一书[5]时，忽然发现，王蒙在写于2000年的“献疑札记（三）”中竟也谈到“有机知识分子”这个词的翻译问题，并发挥道：“有机当然比无机好，有机就是有生命有活力有灵性嘛，无机就是五金矿物之司嘛，有机与无机知识分子我虽不甚了了，无机肥料与有机肥料之别还是略有所知，厩肥有机而化肥一般无机，我是主张舍化肥而多用动物大小便与绿肥的。”[6]这样的议论真令人啼笑皆非。既然承认自己“不甚了了”，何必再出来置喙呢？
事实上，类似于“有机知识分子”这样翻译上的错误也是随处可见的。比如，有人把open question译为“公开的问题”。尽管open这个形容词确实有“公开的”含义，但它与question搭配，即open question只能译为“悬而未决的问题”或“未解决的问题”。又如，有人竟把海德格尔1933年5月在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就职演说——Address of Rectorship译为“教区长的演说”。尽管Rectorship也可译为“教区长”，但海氏从来没有做过教区长。在他的生活经历的独特的语境中，Rectorship只能译为“校长”，Address of Rectorship只能译为“校长（就职）演说”。再如，有人竟然把post-industrial society译为“邮政工业社会”，尽管post在英文中确有“邮政”“邮局”的含义，但它与industrial society连用，即post-industrial society只能译为“后工业社会”。
综上所述，翻译中出现的问题多多，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1] 本文原载《社会观察》，2005（8）。
[2] 赵勇：《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170页，2005（2）。
[3] 参见葆煦译：《狱中札记》，4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 参见曹雷雨等人的译本，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 王蒙：《王蒙读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6] 王蒙：《王蒙读书》，19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