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研究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中国人是不擅长抽象思维的，所以对抽象的数字往往有一种天然排拒的心理。但市场经济却像魔术师一样正在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当代中国人不但开始喜爱数字，喜爱市场上出售的各种各样的计算机，喜爱会计这个职业（过去这个职业受到冷落，现在却又轻易地被戴上了皇冠），而且竟然按自己的愿望给数字进行分类，并对某些数字进行崇拜。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毋庸讳言，由于“8”这个数字正好与南方人所说的“发财”的“发”字谐音，于是成了当代中国人最宠爱的数字。宠爱到什么程度？宠爱到不惜以巨资去买电话号码、门牌号码、汽车号码中的“8”字。虽然人们只是为了发财赚钱才去崇拜这个“8”字，但现在竟然为了得到这个抽象的“8”字而一掷千金，其态度不可谓不虔诚。

这种数字崇拜的心理移注到日期中，立即产生了惊人的结果。从此以后，每个月的“8”“18”和“28”日这三天成了最重要的日期，几乎所有的新公司都选择这样的日子开张，几乎所有的结婚喜庆也都放在这样的日子里。与此相对应的是，由于“4”这个数字是“死”的谐音，所以每个月的“4”“14”和“24”日这三天就成了人们最讨厌的日期。每年之中，最重要的一天是5月18日，因为“518”是“我要发”的谐音；而最令人讨厌的一天则是5月14日，因为“514”是“我要死”的谐音。据说，有个怀孕的青年妇女的预产期正好是5月14日，她的丈夫居然给她下这样的命令，叫她无论如何也要拖到5月18日才把小孩生下来。这种数字崇拜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同样地，数字崇拜的狂热也移注到人们对住房的选择上，从而产生出类似的结果。人们像逃避瘟疫一样地逃避“4”“13”“14”“24”这样的楼层或门牌号；又像热恋中的情人一样去追逐“8”“18”“28”这样的楼层或门牌号。

必须指出，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数字崇拜还有种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数字已经成了确定人的价值的根本标志。一个企业家的最重要的价值是他所领导的企业每年的创利数；一个华侨的最重要的价值是他对地方政府或企事业单位的捐款数；一个学生的最重要的价值是他的考试分数等。数字成了一切，而其他东西都变得无足轻重了。又如，年龄这种特殊的数字也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意义。一个基层干部政绩平平，但如果他正好落到干部提升的某个年龄框架内，他可能会出人意料地平步青云；反之，一个基层干部政绩卓著，但如果他正好超过了干部提升的某个年龄段，即使他年富力强，也是前景暗淡！同样地，一个高校里的教师，他科研和教学的成绩很一般，但如果在年龄上占优势，他所有职称的晋升都会顺顺当当，就像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一样。然而，如果他在年龄上处于劣势，那么，即使他成绩突出，仍然会在职称晋升上历尽坎坷。人们是如此看重年龄这一数字化的指标，以致一个人的真才实学反倒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这是多么不可理喻啊！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当代中国人虽然还没有达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内格罗庞德（Nicholas Negroponte）所描述的“数字化存在（Being Digital）的境界，但越演越烈的“数字崇拜”现象正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蔓延。当然，谁都不会否认，这种“数字崇拜”的基础乃是发财欲。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即人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对赵公元帅的礼拜，还是“数字崇拜”；无论是求助于奇迹，还是听凭想象力的自由驰骋，都不能使他们真正地摆脱贫困的状态。在社会公正得到确保的前提下，只有合法的劳动才是发财致富的前提。写到这里，我们不禁联想起耐克（Nike）公司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口号——Just do it（动手做吧）！

[1] 本文原来的标题为“‘数字崇拜’何时休”，原载《解放日报》，2001-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