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是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八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星星之火”发展到2001年的拥有六千多万党员的执政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但与此同时，在前进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也遭受过许多挫折，有些挫折甚至是非常惨重的，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或许可以说，在所有的经验教训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决地反对主观主义，尊重并遵循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历史和实践一再表明，当中国共产党牢牢地记住这一经验教训的时候，革命和建设的事业就得到蓬勃的发展；反之，当主观主义到处泛滥，客观规律得不到尊重的时候，革命和建设的事业就会陷入困境。今天，重新反思并记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无论对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思想建设来说，还是对现代化建设事业来说，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主观主义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大敌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在党内开展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倾向的斗争。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实践论》（1937）、《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整顿党的作风》（1942）、《反对党八股》（1942）等一系列著作中，他反复地论述了主观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其危害性。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它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观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进，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2]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教条主义的特点是：唯书唯上，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人，拒绝对历史状况和新鲜经验进行认真的了解和研究；经验主义的特点则是：满足于自己的局部经验或一得之见，并把它们作为普遍性的东西到处运用，既不愿意从理论上来反省、总结并提升自己的局部经验；也不愿意对历史上的或现实生活中的新鲜的经验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探讨。乍看起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两个极端，但实际上它们是殊途同归，都是以主观上的观念、意志、情绪、想象去取代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

凡是熟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在1935年1月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以前，主观主义，特别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曾经使革命事业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要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并使之获得胜利，就必须持久地、深入地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倾向，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态度，“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3]正是通过对主观主义思想倾向的不断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一度在思想领域里放松了对主观主义的批判，而在胜利中滋长起来的骄傲情绪又为主观主义的蔓延提供了重要的土壤。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文所指出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4]无论是在“大跃进”中提出的“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二十年”等口号；还是“**”中出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斗私批修一闪念”“只争朝夕”等观念，无不是“主观主义的偏差”在思想领域中的表现。这种主观主义完全忽视了中国的实际国情，忽视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无限地夸大了主观意志、想象和观念的作用，轻率冒进，急于求成，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遗憾的是，“**”结束后，这种“主观主义的偏差”仍未得到有力的清算。华国锋在政治思想领域里提出的“两个凡是”和在经济领域里发起的“洋跃进”仍然囿于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从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增添了新的创伤。

总之，历史和实践一再告诉我们，主观主义不会自动地退出思想舞台，而像中国这样的小农经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更是为主观主义的泛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对和遏制主观主义的斗争仍然是我们在思想领域里面临的长期任务。如果缺乏这方面的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就会在实践中遭受挫折。

尊重客观规律是事业兴旺的根本保证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与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态度相对立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毛泽东同志这样写道：“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5]在这里，毛泽东同志阐明了实事求是态度的两层意思。第一层：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意志和想象出发去研究现实问题；第二层：要研究、掌握并尊重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并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而不是以书本上的某些“条条”或自己生活和工作经验中的某些偶然性的、局部的东西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写下的许多论著都体现出他对外部世界运动规律的尊重和探求。比如，他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通过对当时国内的政治运作规律，特别是军阀割据情况的分析，指出了创建红色根据地的可能性，并奠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的革命军事战略和理论基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不但分析了一般战争的规律，而且着重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从而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论持久战》（1938）独具只眼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形势、特点和规律，使中国人民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希望；《新民主主义论》（1940）则高屋建瓴地阐述了整个中国革命的性质、特征和规律，从而科学地解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总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经过二十八年的努力而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毛泽东同志所坚持的探求客观规律、尊重并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分不开的。

平心而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仍然在中国共产党内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随着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认识的扩大化和个人专断作风的发展，这种思想态度渐渐地被遮蔽起来了，直到1978年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和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得到恢复。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恢复中，邓小平同志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6]在他看来，这条思想路线是由毛泽东同志确立的，后来毛泽东同志偏离了这条思想路线，从而造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错误的决策，这个历史教训应该认真地汲取。邓小平同志还强调，“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7]在这里，十分重要的是，邓小平同志告诉我们，解放思想并不等于胡思乱想，并不等于主观上的任意的想象，而是要把思想从“本本”或“局部的、教条化的经验”中摆脱出来，在于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在这个意义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完全一致的。也正是通过对中国国情（历史、现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研究，他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由于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所以，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顺利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和实践一再告诉我们，只要尊重客观规律，依照客观规律办事，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

历史经验的当代诠释

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同志结合当今时代的特征，对尊重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一重要的历史经验做出了创造性的诠释。首先，在批判主观主义的思想倾向时，他特别强调了反对教条主义态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随着当代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轨，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有十三亿人口的执政党，在前进的道路上面临着种种新的问题和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坚定不移地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态度，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品质，才能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抓住机遇，依照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做好各项工作，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其次，江泽民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充分说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在这里，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当然，他在这里强调的理论创新，并不是主观上的任意的想象，恰恰相反，理论创新正是以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的尊重和遵循作为前提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同志说：“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在他看来，只有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创新，才能解决好时代向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事实上，理论创新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贯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后，江泽民同志强调，“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段论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尊重客观规律的思想态度在这里获得了新的透视点，即江泽民同志揭示了它与尊重人民主体历史地位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尊重客观规律并不仅仅是一个思想方法、认识方法的问题，归根到底也是一个是否尊重人民主体历史地位的问题。历史和实践一再告诉我们，当我们不尊重客观规律，只凭主观想象办事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会遭受损失。所以，我们应该从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高度来认识尊重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重要性。

[1] 本文原来的标题为“反对主观主义，遵从客观规律”，原载《解放日报》，2001-09-16。

[2]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7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3]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7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0～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7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6]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1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7]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