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发动的规模空前的征讨高句丽的战争遭到空前的惨败，致使其威信大降，不仅损兵折将，还引起天下**，造成国内政治失控和动乱，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笼罩在王朝周围。隋炀帝为耀武而“扫地为兵”,民众则饥寒交迫。兵徭役征使农民难以承受，一场反隋农民大起义揭开了序幕，这是隋炀帝征辽最严重、也是最直接的政治后果。

攻打高句丽的徭征始于大业四年(608)。这年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人，穿永济渠，北通涿郡(今北京)。沉重的力役使河北山东一带农民不堪重负。大业五年(609)三月，长白山(今山东章丘、邹平境内)大洞内，“有狂寇数万”,估计是逃役的农民，隋炀帝命陈杲仁将兵“平之”,但避役者仍然不绝如缕。大业六年(610)六月，雁门(今山西代县)人尉文通“聚众三千，保于莫壁谷”。隋炀帝又遣鹰扬杨白泉领兵讨击镇压。大业七年

(611)二月隋炀帝来到涿郡后，全国范围的兵役征发正式开始，青壮男子几乎全数就役。士兵从四远奔赴如流，民工夫役往返馈运，填咽于道。

这年天不作美，秋季在山东、河南发生大水，大业七年十月乙卯(初三),黄河大水冲垮了砥柱，出堤逆流数十里，人或为鱼鳖。但隋炀帝并没有因天灾而停止徭役征发，致使灾区人民无以为生，相卖为奴婢，在水深火热中挣扎。隋炀帝不顾人民死活，又发民夫运米往前线。要运米车夫自己花钱买米赔偿，少一两也不行。因大军百万粮资太多，隋炀帝又征发辘车夫六十余万，两人共推米三石，但路途险远，这三石米还不足供车夫自己吃。好不容易到达北镇，输米短少无可交差，辘车夫们只得亡命四野。再加上官吏贪残，趁机因缘侵渔，使“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征讨高句丽之役是隋末农民起义的导火线，但其根源却在隋炀帝不顾子民死活的苛重力役和操之过急的所谓圣王之业。他即位后连兴大役，虐用其民，营东都，凿运河，筑长城，开驰道，每项工程都是役民百万，加上其他工程役民在三千万以上，几乎年年都有大役。隋的几项主要大工程在大业六年(610)基本结束，紧接着大业七年就征发兵役攻打高句丽，兵役徭役超过前几年几项大工程的总和，几乎是全国就役。一役未消，一役又起，三征高丽，搞得田地荒芜，海内怨叛。苛政猛于虎，急政狠如狼。农民起义首先爆发在遭受严重水灾，而兵役、徭役又最严重的山东一带。大业七年秋，山东邹平人王薄自称“知世郎”,即自谓是通晓当今世事之人，编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在民间传唱：

长白山头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横稍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食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歌谣鼓动煽惑水深火热中的民众奋起反抗，不要去辽东为暴君隋炀帝卖命，要拿起刀枪造反，不抗役只有死，反暴政虽斩头也荣光。歌谣唱出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民众的心声，农民拥护王薄，于是王薄和盂让拥众据长白山(今山东章丘东北),避征役者多往归之，一时众至数万，横行于齐郡(治今山东济南)和济北郡(治今山东东阿北)之郊，首先揭起了反抗隋炀帝暴政的大旗。

齐郡以北的平原郡(治今山东陵县)有豆子毓(今山东商河、惠民二县间),为一个盐泽， “负海带河，地形深阻”。自北朝高齐以来，这里就是逃避徭役的人的藏身之地。逃役者既有穷人，也有富豪，如刘霸道虽“累世仕宦，资产富厚”,但征辽的繁重徭役也使他破产。刘霸道为人豪爽，远近避役的农民纷纷来依附于他，于是据豆子疏为根据地，反抗官役，也揭起了反隋炀帝暴政的大旗，有众十余万，号“阿舅贼”。

郇县(今山东夏津县东北)人张金称，聚众于河曲(黄河边),蓓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聚众千余人于清河(今河北清河北)境内，也揭起反隋义旗，不久，义军扩至数万，称“东海公”。

贝州漳南(今山东德州西南)人窦建德，世代为农夫，本人“耕于田中”,少时就尚义气，胆力过人。他曾任里长，大业七年(611)募兵时以勇力过人选为二百人长。时山东大水，人多流散，同县人孙安祖的家被水漂没，妻子饿死，但县府仍要孙安祖从征高丽。孙安祖向漳南县令诉苦，县令竟大怒，鞭挞孙安祖，安祖激怒之下刺死县令，逃奔到窦建德处，建德将他藏于家中。面对天下汹汹之势，窦建德很有远见地向孙安祖作了分析，他劝孙安祖与其等死，不如造反。说： “大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我知高鸡泊中广大数百里，莞蒲阻深，地势险要，可以避难。承间而出掳掠，足以自资，既得聚人，且观时变，必有大功于天下。”孙安祖经此点拨，霍然开朗，遂决定举义旗反抗隋炀帝暴政。窦建德于是招集数百名逃亡士兵和逃役无业者，让孙安祖率领进入高鸡泊(今河北故城县西),孙安祖号“摸羊公”。

窦建德暗中筹划反隋起义，率麾下二百人投奔清河高士达，高士达任建德为司兵。不久，孙安祖被张金称火并，其部数千人尽归于窦建德，自后窦建德独自领兵，势力渐盛，有众万余人。建德“能倾身接物，与士卒均劳逸”,同甘苦，于是逃役之人争相归附，为致死力，高士达、窦建德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遂成为河北山东间一股强大势力。

与此同时，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人翟让、章丘(今山东章丘县西北)人杜伏威等也相继起兵。反隋小股武装不可胜数，他们多聚保山林川泽，部伍均为逃避征役的农民，分布在今山东、河南、河北等地。这年十二月甲子(十三日),隋炀帝敕各地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决”,对起义农民进行残酷镇压，但“莫能禁止”。

隋炀帝不顾天下义军蜂起的严重局势，为挽回面子，在大业八年(612)征高句丽失败回来后，又下诏征天下兵集涿郡，修缮兵器，储运军粮，准备明年再征。这就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社会矛盾。他一意孤行，为逞一己之欲而不顾人民死活。民众大饥，半价暴涨，政府却闭仓拒赈。子民吃饭都成了问题，而身为一国之主却全然不顾，非要高元“小丑”认输，究兵黩武，这无疑会加深当时阶级矛盾，致使社会动乱进一步蔓延。

至大业八年，农民起义军有二十一支之多，其中山东十四支，江淮四支，河南、关中、河西各一支，起义的地区也有扩大，起义群众除避役的贫苦农民外，还有身份不自由的牧子(牧民)和下层僧侣。到大业九年(613)隋炀帝不顾一切第二次征辽及六月杨玄感起兵造反，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掀起了第一次**，其中比较大的义军有：

平原郡(治今山东陵县)李德逸， “聚众数万，称阿舅贼，劫掠山东”;又杜彦冰、王润率另一支义军，于大业九年正月壬午(初七)攻陷平原郡城，大掠而去。

灵武(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白瑜娑领导“奴贼”“劫掠牧马，北连突厥，陇右多被其患”。隋炀帝遣将军范贵前往镇压，“连年不能克”。

江宁(江苏南京)人乐伯通，聚众十万，朝请大夫陈杲仁奉诏讨伐。

济北(今山东聊城一带)人韩进洛聚众数万人起义。

渤海(治今山东阳信西南)人孙宣雅，在豆子航聚众数万反隋。

齐郡(治今山东济南)人裴长才、石子河率义军两万攻打章丘县城，齐郡丞张须随仓促拒战， “身中数创”,援军赶到，张须随督军再战，农民军败走。

北海郡(治今山东益都)人郭方预聚众三万，攻陷郡城。又与秦君弘等部义军合围北海郡，但恃强无备，被张须随袭破，数万义军被杀。

济阴郡(治今山东定陶西南)人孟海公，保据周桥城(今山东曹县东北),众至数万。

河间郡(治今河北河间)人格谦在豆子航举兵反隋暴政，有众十余万。其时因天子承平日久，兵不习战，郡县官吏都尉率军与农民军交战，皆“望风沮败”。武阳郡丞元宝藏“受诏逐捕盗贼”,却每战必败，武器也全部遗弃，于是又发郡内百姓重新打造，交不出者军法从事。郡县吏递相督责，昼夜喧嚣，犹不能备齐，反倒激起人民更加愤怒的反抗。唯有齐郡丞张须随较有勇略，数有战绩。

张须随曾从史万岁征讨云南西爨，又从杨素讨击杨谅，以功授仪同。当王薄率农民军围攻鲁郡(治今山东兖州)时，张须随蹑其后，乘义军不备在泰山袭破王薄，杀数千人。又追至临邑(今山东济阳西南)击败义军，杀五千余人。王薄收集亡散，北联豆子航的孙宣雅、石祗阇、郝孝德等部十余万，进围章丘，张须随率步骑两万来袭，又大破各路起义军。

但是，起义军败后复起，参加者越来越多。隋炀帝又令段达进剿张金称等部，反为起义军击败，农民起义军轻蔑地戏称他为“段姥”。张金称又引孙宣雅、高士达等众数十万，攻破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隋炀帝命武贲郎将王辨、平原通守杨元弘、清河郡丞杨善会联兵进剿，又被起义军击败。在暴力镇压的同时，隋炀帝还以“抚慰”伎俩瓦解义军，如命崔颐“抚慰高阳、襄国(今河北境内),归首八万余人”。又招降渤海格谦、孙宣雅等十余路农民军，没有成功。

大业九年(613)五月己卯(初六),当隋炀帝再次御驾亲征高句丽时，济北人甄宝车又“聚众万余，寇掠城邑”。至此，农民起义先由山东豆子疏、高鸡泊中开始，两年之内即已有向全国各地蔓延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