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八年(612)正月辛巳(初一),从全国各地调集来的征讨大军齐集涿郡(今北京),总计达一百一十多万人，号称二百万。这么军队在辽东一隅其实无法展开，也用不着，反倒徒然增加了后勤供给的困难。隋炀帝亲征还带着后妃宫女、公卿百官及僧尼道士、仪卫鼓吹等，这哪里像是打仗，简直是在演戏。

如此兴师动众又如此滑稽的征讨，也有人以为不可，并出来谏止。如右尚方署监事耿询随车驾至涿郡时，即上书称： “辽东不可讨，师必无功。”隋炀帝见书大怒，要拿耿询问罪，幸何稠苦谏才得以免。给事中许善心也进谏隋炀帝不必御戎东讨，结果也“忤旨免官”。术士庾质被召到临渝宫(今河北抚宁县境)行在所，问以吉凶，隋炀帝问： “朕承先旨，亲事高丽，度其土地人民，才当我一郡，卿以为克不?”庾质回答： “以臣管窥，伐之可克，切有愚见，不愿陛下亲行。”隋炀帝听了很不高兴，板起脸孔说： “朕今总兵至此，岂可见贼而自退也!”庾质于是分析说： “陛下若行，虑损军威。臣犹愿安驾住此，命骁将勇士指授规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缓必无功。”其所分析可谓切中时弊，很有道理，但隋炀帝主意已定，根本听不进半点谏言。

隋炀帝任命兵部尚书段文振为前敌总指挥，从军事指挥员的角度，段文振也同意庾质“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的战略思想，而不同意隋炀帝的耀武示威的战术。

辽东地处塞外北方高寒地带，冬季严寒无法出兵，从时间上讲只有半年用兵时间，且夏季多雨，道路泥泞，行军住宿扎营都很不便，加上路途遥远，以牛车人力运送军需困难，若不速战速决则自己就会陷于被动。开皇十八年

(598)杨谅出师就因天时不利， “霖潦疾疫”, “馈运不继，六军乏食”,三十万大军尚未接战即自行溃散，是为前车之鉴。由于天时地利不在隋一方，人海战术派不上用场，人再多也斗不过老天爷，所以段文振认为宜出奇兵，星驰速发，水陆俱进，直取平壤。可惜段文振在行军途中病死，未能贯彻其战略战策，实际最高指挥者正是不顾天时地利人和头脑发热的隋炀帝本人。

隋炀帝根本没有认真考虑战役的战术问题，在完成了一切调动之后，于大业八年(612)正月壬午(初二)正式下诏宣布讨伐高句丽：

粤我有隋，诞膺灵命，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提封所渐，细柳、盘桃之外，声教爰暨，紫舌、黄枝之域。还至迩安，罔不和会，功成治定，于是乎在。而高丽小丑，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间，荐食辽、犷之境。虽复汉魏诛戮，巢窟暂倾，乱离多阻，种落还集。萃川薮于往代，播实繁以迄今，眷彼华壤，翦为夷类，历年永久，恶稔既盈，天道祸**，亡征已兆。乱常败德，非可胜图，掩匿怀奸，唯日不足，移告之严，未尝面授，朝觐之礼，莫肯躬亲，诱纳亡叛，不知纪极，充斥边垂，亟劳烽候，关析以之不静，先人为之废业，在昔薄伐，已漏天纲，既缓前擒之戮，未即后服之诛，曾不怀恩，翻为长恶，乃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戍，习靺鞨之服，侵轶辽西。又青丘之表，咸修职贡，碧海之滨，同禀正朔，遂复夺攘琛赆，遏绝往来，虐及弗辜，诚而退祸。翰轩奉使，爰暨海东，旌节所次，途经藩境，而拥塞道路，拒绝王人，无事君之心，岂为臣之礼!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且法令苛酷，赋敛繁重，强臣豪族，咸执国钧，朋党比周，以之成俗，贿货如市，冤枉莫申。重以仍岁灾凶，比屋饥懂，兵戈不息，徭役无期，力竭转输，身填沟壑，百姓愁苦，爰谁适从?境内哀惶，不胜其弊。迥首面内，各怀性命之图，黄发稚齿，咸兴酷毒之叹。省俗观风，爰届幽朔，吊人问罪，无俟再驾。于是亲总六师，用申九伐，拯厥陆危，胁从天意，殄兹逋秽，克嗣先谟。

隋炀帝直把高句丽高王元称为“小丑”,诏文轻蔑愤怒地声讨“小丑”罪状，指斥高元不修职贡，无事君之心，无为臣之礼，掩匿怀奸，招纳亡叛，穿着靺鞨衣服侵扰辽东，这些内容和开皇十八年(598)其父诏责高元差不多。值得注意的是诏文后半部指责高元“小丑”内政不修，法令苛酷，百姓愁苦，冤枉莫申，则和当年讨陈檄文差不多。暴虐不堪为国主，隋炀帝于是有理由胁从天意，拯民于水火， “取乱覆昏”,亲总六师进行讨伐，这就把隋军变成了王者正义之师。隋炀帝甚至把自己比作商郊问罪的周武王姬发，成文王之志灭商纣，自己当然也要承先帝之志灭高元“小丑”,“二代承基，志包宇宙”。

诏文既是写给高句丽看的，也是给四夷各国看的。隋炀帝的诏文甚至公开了用兵作战部署，百万大军分成左右两翼，每翼又分路军，各路大军都要“先奉庙略，骆驿引途，总集平壤”。诏文云：

今宜授律启行，分麾庙路，掩勃懈而雷震，历夫余而电扫。比戈按甲，誓旅而后行，三令五申，必胜而后战。左第一军可镂方道，第二军可长岑道，第三军可海冥道，第四军可盖马道，第五军可建安道，第六军可南苏道，第七军可辽东道，第八军可玄菟道，第九军可扶余道，第十军可朝鲜道，第十一军可沃沮道，第十二军可乐浪道。右第一军可黏蝉道，第二军可含资道，第三军可深弥道，第四军可临屯道，第五军可候城道，第六军可提奚道，第七军可踏顿道，第八军可肃慎道，第九军可碣石道，第十军可东脆道，第十一军可带方道，第十二军可襄平道。

二十四路大军全面展开，铺天盖地，诏文吹嘘隋大军为百战百胜之雄师，“顾眄则山岳倾颓，叱咤则风云腾郁”,且皇帝“躬驭元戎”,总其节度，控弦待发，摧枯拉朽，似乎一口可将高丽吞下。隋炀帝要“解倒悬于避裔，问疾苦于遗黎”,建立圣王可汗不朽功业。

诏文最后称“王者之师，义存止杀，圣人之教，必也胜残”, “若高元泥首辕门，自归司寇，即宜解缚焚榇，弘之以恩，其余臣民归朝奉顺，咸加慰抚，各安生业，隋才任用，无隔夷夏”。这就是说，隋炀帝不是立足于打，而是立足于抚，百万大军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打败敌人，而是如何接受敌人投降。因为在隋炀帝看来，面对如此强大的“圣王之师”,高丽“小丑”根本不敢负隅顽抗。于是，他又要求各路隋军， “营垒所次，务在整肃，刍芜有禁，秋毫勿犯，布以恩宥，喻以祸祸”,而“若其同恶相济，抗拒官军，国有常刑，俾无遗类，明加晓示，黎朕意焉”。隋炀帝全盘公开军事部署，不关注取胜的战略战术，而强调义师形象。作为总指挥，隋炀帝导演了世界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出师的仪式。

一月癸未(初三),征讨大军的第一军出发，隋炀帝根本不考虑快速进军，出其不意，而是“每天遣一军发，每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二十四天才使左右两翼二十四路军发尽，结果是排成了一条长蛇阵，根本没有战斗力。隋各路军“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二十四路军之后又有天子六军次发，前后相置“又亘八十里，通诸道合三十军，亘一千四十里”。隋炀帝又令诸军各以帛为带，长尺五寸，阔二寸，题其军号为记。御营内者，合十二卫、三台、五省、九寺，并分隶内、外、前、后、左、右六军，亦各题其军号，不得自言台省。王公以下，至于兵丁厮隶，悉以帛为带，缀于衣领，名“军记带”。

这样，光大军出发就用了四十天，百万大军，整齐划一，秩序井然， “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更有甚者，连绵一千多里的长蛇阵皆由隋炀帝“亲授节度”,每军设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每队百人置一纛，十队为团，团设偏将一人，并有仪仗队， “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长鸣、中鸣等各十八具，搁鼓、金钲各二具。后部铙吹一部，铙二面，歌箫及笳各四具，节鼓一面，吴吹筚策，横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带这么多乐器当然不是为了打仗，这和西巡在河西摆鱼龙蔓延，南巡在江都制羽仪是同一思想，隋炀帝是要用中华礼乐感召威服东夷，征讨不如说是巡狩。

由于根本就没有立足于打，隋炀帝没有设想这是一场大仗恶仗，不是费心思去考虑如何制敌的战术，却十分注重礼仪排场，当大军行进至望海镇(今辽宁辽西县境),隋炀帝又在秃黎山设坛，祀黄帝，行码祭，设轩辕神座，并与诸预祭臣近侍诸军将，皆斋一宿。由于轻敌，隋炀帝甚至允许主将宇文述以妇人“家累”自随。苏威年老，上表乞骸骨，想退休，隋炀帝不许，让他以本官领左武卫大将军从征。二月甲寅(初四),隋炀帝又下诏： “朕观风燕裔，问罪辽滨，文武协力，爪牙思奋，莫不执锐勤王，舍家从役”,表彰从征官兵，并令郡县存问从征士兵家口，使行役无后顾之忧。

三月癸巳(十四日),隋炀帝来到前线，因怕军将贪功出击，令各路军主帅有事皆须禀报，诸将互相牵制，不设统帅，不许擅自挥师挺进。隋炀帝以为高丽“小丑”高元及部下大臣见到隋军盛大架势，必自动瓦解投降，因此在每军设“受降者一人，承诏慰抚，不受大将制，战时为监军”。如左骁卫长史游元即为盖平道监军。仗还没有打，隋炀帝先给自己的军队捆住了手脚。为防止百万大军中有人开小差，各军并发给幡旗数百，有事往回走者要执幡而行，无幡而擅离本军者军法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