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岂能有二日
隋炀帝在大业八年、九年、十年(612—614)连续三次大规模长途远征，海内耗尽，却均归于失败。隋王朝也由极盛而剧转为败亡，反抗暴政的起义一时竞起，征高句丽之役成为隋朝历史的转折点，也是隋炀帝一生荣辱的转折点。
高丽即立国朝鲜半岛北部及辽东三四百年之久的高句丽王国，因其王朝贡于中国，被南北朝及隋唐历代王朝封为高丽王，因而中国史书按其所封称为高丽国，《隋书》将其列入东夷传。按照中国传统的华夷体制，藩国必须向宗主国朝贡，像中国臣民一样四夷也得尽君臣之礼，否则，就是失礼，要兴师问罪。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都对高丽大兴问罪之师，而其中隋炀帝则是火气最大，兴兵规模最大者，这位高高在上的“圣人可汗”竟盛气凌人地将高丽王高元轻蔑地称之为“小丑”。
隋炀帝为何一而再，再而三，不惜一切代价要征讨东夷高句丽呢?我们有必要先来考察一下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形势。
隋朝时，东北亚地区居住着许多民族集团和民族国家，统称东夷。其中，高句丽是国力最为强盛并与隋朝接壤的国家。高句丽地跨鸭绿江两岸，西至辽水，领有今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建都于平壤。其南面朝鲜半岛南端是百济国，东南面是新罗国，另有任那国，在半岛上鼎足而立。高句丽北面松花江流域是靺鞨部族，嫩江和黑龙江上游一带是室韦部族，其西面是契丹、雪、奚等游牧部族。
当时，朝鲜半岛内部的矛盾冲突很激烈。在5世纪，高句丽联合新罗，百济联合倭国，在半岛曾进行了长时间的争霸战，倭国曾派兵渡海，以任那国为据点，与百济组成联军向北推进，结果被高句丽好大王击败。562年，新罗吞并了任那，将日本势力逐出了朝鲜半岛。高句丽的势力深入到半岛南部，进一步统一半岛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又与新罗交恶。高句丽甚至想西联东突厥，与东突厥划分势力范围，以安抚西北契丹、靺鞨之众。这样，就使得高句丽在成为东北亚最为繁盛强大的国家的同时，也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
天上无二日，高句丽谋求地区霸权的野心显然令大隋王朝所不能容忍。隋朝建立后，东北亚诸国都关注中原局势的发展，争相朝贡，想借助隋王朝的威武为自己谋取好处。如高句丽王汤在北周武帝扫灭北齐后即“遣使朝贡，武帝拜汤上开府，辽东郡公，辽东王”。至隋文帝“受禅，汤复遣使诣阙，进授大将军，改封高丽王。岁遣使朝贡不绝”。不甘落后的百济王余昌也遣使朝贡，被封为“上开府，带方郡公，百济王”。东北亚各族纷纷主动向隋贡献方物，据《隋书·高祖纪上》记载：
开皇元年(581)秋七月庚午(二十三日),靺鞨酋长贡方物。冬十月乙酉(初九),百济王扶余昌遣使来贺，十二月壬寅(二十七日),高丽王高阳遣使朝贡。
开皇二年(582)春正月辛未(二十七日),高丽、百济并遣使贡方物。十一月丙午(初六),高丽遣使贡方物。
开皇三年(583)春正月癸亥(二十四日),高丽遣使来朝。五月甲辰(初七),高丽遣使来朝。五月丁未(初十),靺鞨贡方物，八月丁丑(十一日),靺鞨贡方物。
开皇四年(584)夏四月丁未(十六日),宴突厥、高丽、吐谷浑使者于大兴殿。五月癸酉(十二日),契丹主莫贺弗遣使请降，拜大将军。
开皇五年(585)夏四月甲午(初八),契丹主多弥遣使贡方物。
开皇初年高句丽几乎每年都来朝贡，有时一年竟遣使二次，这表明高句丽的主动和积极。但值得注意的是，百济和高句丽同时也向江南的陈朝朝贡。史载陈后主至德二年(584)十一月戊寅(二十日)和至德四年(586)九月丁未(三十日),百济国两次遣使向陈献方物。至德三年(585)十二月癸卯(二十一日),高丽国遣使向陈朝贡方物。高句丽和百济在与隋交往的同时没有中断与南朝的交往，并在交往中互通情报，同时根据各自的利害，寻求战略上的合作。
开皇初隋文帝对四夷的政策方针是息事宁人。时有北齐宗室高保宁据营州(今辽宁朝阳市),联结契丹、靺鞨兴兵反隋，隋文帝“以中原多故，未遑进讨，以书喻之”。契丹与靺鞨互相劫掠，隋文帝对来朝的靺鞨使者说：“我怜契丹与尔无异，宜各守土境，岂不安乐，何为辄相攻击，甚乖我意。”但隋文帝君临天下为四夷主的立场也是坚定的，说： “朕视尔等如子，尔等宜敬朕如父。”隋文帝对外以突厥和陈朝为主要敌手。值得注意的是，开皇九年(589)灭陈后，高句丽等国的朝贡使者与隋的往来断绝了好几年。特别是高丽王汤闻陈亡， “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南朝与北朝汉晋时本为一家，辽东汉晋时也是中国领土，隋灭陈统一中国，原亦为中国郡县的高句丽自然感到震惊，高丽王预感到隋兵锋马上就要转向自己，开始了备战。
最早建议灭高句丽的是曾为晋王杨广安辑江南立有大功的吴人陆知命，他曾直诣朝堂向隋文帝上表，请使高丽，说： “陛下当百代之末，膺千载之期，四海廓清，三边底定。唯高丽小竖，狼顾燕垂，王度含弘，每怀遵养者，良由恶杀好生，欲谕之以德也。臣请以一节，宣示皇风，使彼君面缚阙下。”隋文帝虽没有派陆知命出使高丽，但对他的言论是赞赏的。
直到开皇十一年(591)春正月辛丑(十八日),高句丽才又遣使入隋朝贡。五月，高句丽又遣使贡方物，恢复了与隋的友好往来。这一年高句丽来朝贡两次，但以后就很少来了，与开皇初“频有使入朝”的情况完全不同。同年十二月丙辰(初九),有靺鞨遣使贡方物。开皇十二年(592)十二月，靺鞨又遣使贡方物。开皇十三年(593)春正月丙午(初五),契丹、奚、雪、室韦并遣使贡方物，其中契丹在开皇十年(590)十一月丙午(二十二日)亦曾朝贡一次。开皇十三年七月戊申(初十),靺鞨遣使贡方物。开皇十四年(594),新罗遣使贡方物，隋文帝拜新罗王金真平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隋统一后东夷各族都来朝贡，以靺鞨为最积极，高句丽来得显然少了。直到开皇十七年(597)五月己巳(二十三日),高句丽才又一次遣使贡方物。说明隋与高句丽的关系已是很紧张了。
隋文帝既对东夷采取怀柔政策，所以始终没有主动出击征讨各部，时韦冲任营州总管，“怀抚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雪畏惧，朝贡相续”。对于高句丽的治兵积谷拒隋举动，隋文帝派出使团往高句丽“抚慰”,实际上是进行侦察。但高丽王却将隋使置之“空馆”, “严加防守，使其闭目塞耳，永无闻见”。开皇十七年(597),隋文帝给高丽王汤修玺书一封加以责备。高丽王汤收到隋文帝的玺书惶恐万分，将奉表谢罪，却因病谢世。太子高元嗣立，隋文帝又册封高元袭爵辽东郡公，高元奉表谢罪，请求封王，隋文帝又再册高元为高丽王。
但开皇十八年(598),高元却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入寇辽西，被隋营州总管韦冲击退。隋未先击高句丽，高句丽何以敢先举兵侵隋，这件事颇值得思量，高元恐怕不致如此鲁莽。据史书记载，原依附于高句丽的“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高丽率秣揭之众讨击背己入塞依附隋朝的契丹，而不是侵犯隋疆，恐怕才是事实的真相，这反映了高句丽试图让契丹、靺鞨之人依附于己，显然，这不符合隋朝的利益。高元不仅入侵了隋边境，而且违背了隋文帝“自化尔藩，勿忤他国”的训示，令隋文帝为之大怒。开皇十八年六月丙寅(二十七日),隋文帝下诏黜高丽王元官爵，大兴问罪之师，命汉王杨谅为元帅，高颍为元帅长史，总领水陆两路三十万大军征讨高句丽。由于准备不足，王师不振，损失惨重，而高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隋文帝于是罢兵，恢复对高元的册封，高句丽也恢复了对隋的朝贡。
隋文帝征辽虽事起仓促，宰相高颊等曾“固谏”,但隋还是曾联络高句丽南面的百济国。百济王昌“遣使奉表，请为军导”。但战事很快结束，隋文帝下诏给王昌： “往岁为高丽不供职贡，无人臣礼，故命将讨之。高元君臣恐惧，畏服归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隋与百济国陆上不接壤，关系处理得好一些，平陈之役，隋有一艘战船漂至海东聃牟罗国(今济州岛),被送到百济，百济王昌资送他们回国，并遣使奉表祝贺隋平陈，受到隋文帝褒扬，其情形与高句丽正好相反。但高句丽得知百济与隋的这些交往，即“以兵侵略其境”。
开皇二十年(600)正月辛酉(初一),突厥、高丽、契丹并遣使贡方物，时契丹别部又背突厥降于隋，隋文帝“悉令给粮还本，敕突厥抚纳之”,这表明隋文帝对边境四夷的政策始终还是安境保民。隋炀帝即位后，国家殷富强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唯独有刘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讽，已是绝无仅有的少数派。
隋文帝晚年和隋炀帝大业初年何以朝野皆以辽东为意：从地缘政治学来看，高句丽立国四五百年，在东北亚局部地区建立了霸权，百济、新罗不能抗衡，倭国的干涉也被击退，靺鞨、室韦俯首称臣，契丹虽叛附不一，亦不能兴风作浪，特别是高句丽西联突厥，又曾南结陈朝，在东北边境出现了俯瞰中华的形势，一旦中原有变，真可谓“狼顾燕垂”,虎视眈眈。所以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在塞外启民可汗帐见到高句丽使者，即引起了警觉。
到隋炀帝即位后，攻灭高句丽遂成为当时的共识，所以裴矩说： “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孰不可忍。而当大业全盛之时， “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对此，隋炀帝表示赞同，正如他对处罗可汗所言：“譬如天上只有一个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三个日，万物何以得安?”隋绝不能容忍比邻高句丽，隋出兵征讨高句丽，在封建时代是事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