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不仅诗文并茂，而且对书法、绘画、音乐、歌舞等也都十分热爱，并颇有成就，但是，他的艺术造诣因其暴虐亡国而多所湮没。

隋炀帝为了实现他理想中的美好生活，即位后以国家财力赞助书法、美术、雕塑等各项艺术活动，他大力罗致海内各方面的艺术家和专门学者，以供御用。又在东都观文殿后筑二台，东曰妙楷台，收藏自古书法帖迹；西曰宝迹台，收藏自古以来的名画。隋炀帝本人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什么书画作品，但据载他曾亲自主编了《古今艺术图》五十卷， “既画其形，又说其事”,可惜此书未流于后世。隋炀帝召集南北艺术家齐集东都，互相交流，进一步促进了南北艺术风格的融合和进一步发展。如画家展子虔和董伯仁，一个来自河北旧齐之地，一个来自江南陈朝，初被召入隋宫互相瞧不起，后经过在一起作画，各有所长，成为互相学习互相推重的好友，时人并称“董展”。

隋炀帝宫廷的书法家有虞世基、虞世南、欧阳询、丁道护、阎毗、智果等，在隋炀帝的倡导下，东晋“二王”书风，由陈入隋，风行全国。隋代书法掺杂诸体，南北混融，以南朝风格为主逐渐统一规范化，这与隋炀帝喜好南朝“二王”风格是分不开的。

隋炀帝延揽的画师有来自南方、师承南朝风格的董伯仁、郑法士、杨契丹、孙尚子等人；也有经历北齐、北周入隋的展子虔、田僧亮、阎毗、杨子华等人，另外还有来自西域于阗的尉迟拔质那等人，这些宫廷画师擅长宗教画，也都从事其他题材的创作，且各有专长，他们传世的作品今日已难以见到，但著录于画目中秉承隋炀帝旨意而作的《游春图》一类全景画很多。如展子虔的《长安车马人物图》《杂宫苑南郊白画》、郑法士的《洛中人物车马》《游春苑图》、杨契丹的《幸洛阳图》《贵戚游宴图》及其他许多《畋猎图》。这类作品有的可能是寓有故事的风景画，有的则是南北朝以贵族生活为主题的风景画的进一步发展。隋代绘画开始摆脱汉代原始稚拙之气，摆脱了人物画初期朴素的状态，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画法；另一方面又大量吸收了随佛教传入而来的西域艺术风格，表现方法更为丰富多彩。如展子虔的风景画“动笔形似，画外有情”,看上去“咫尺千里”,为唐代山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展子虔是隋朝最负盛名的画师，他描绘的车马能在静止的画面上呈奔飞之状，他的人物画能生动地捕捉各种情态，隋炀帝曾召他往江都，为宠臣王世充画肖像。

隋炀帝不是将御用画师禁锢在宫廷，而且给予充分的创作自由。除在宫廷创作的大量卷轴画外，大多数画师都与佛、道二教有密切关系，为寺庙道观画了大量壁画。

在音乐歌舞方面，隋炀帝更是颇有造诣，其醉心于此可谓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而其父隋文帝本人并不爱好艺术，也不懂音乐，鉴于北齐后主高纬、周天元宇文赟及陈后主等因乐曲玩物丧志，编制艳曲以致亡国的教训，于是把乐舞艺术统统视为祸国害君的**技。开皇元年(581)四月戊戌(十九日),隋文帝下令将太常演奏散乐的乐工统统放免为百姓，凡非正声清商及燕乐七部四舞之类的太常乐工，也一皆罢遣，由牛弘主持此事，禁止演奏杂乐和百戏，唯留太常雅乐，供朝庆大典使用。

所谓雅乐，乃登封祭祀朝会等正式场合演奏的乐舞，被称为正调。

隋炀帝即位后，于大业元年(605)下诏重修高祖庙雅乐， “增多开皇乐器，大益乐员，效届乐悬，并令新制”。隋文帝时乐队需要用悬挂编钟、磬鼓的木架二十个，至隋炀帝时增至三十六架，并令宠臣柳誓、何稠、诸葛颍、袁庆隆负责礼乐之事。被其父废弃不用的梁武帝时的可以旋宫转调的雅乐随即恢复了，时会稽人孔德昭在太常观看了新制作的雅乐，写诗赞云： “大君膺宝历，出豫表成功。钧天金石响，洞庭弦管清。八音动繁会，九变叶希声。和云留睿赏，熏风悦圣情。盛烈光韶渡，易俗迈咸英。切吹食无取，率舞朴轻生。”其浩然气势和华丽乐章可谓令人耳目一新。卞斌和之曰： “小臣滥清耳，长奉南风弦。”由此可以推知，隋炀帝雅乐大量采用了南朝音律。

大业六年(610)二月庚申(二十八日),因太常少卿裴蕴之议，隋炀帝下令将其父时罢为编户的前北魏、北齐、北周及梁、陈的乐户及其子弟，统统配入太常，在长安专门置乐坊供他们居住，凡有异技能歌善舞者均萃集乐府，并置乐府弟子，转相教授，使太常乐工达到三万余人，其数目大大超过先前任何朝代。

隋炀帝尤其醉心于燕乐。所谓燕乐，乃游宴时演唱的比较自由的音乐歌舞，又称宴乐或俗调。燕乐又泛指雅乐以外的全部艺术性音乐，其较之庙堂雅音正调更具娱乐、欣赏性，其基础来自民间，大量地吸收了外来成分，形式多样，内容更丰富，隋炀帝建的皇宫正对伊阙配以歌舞，又成为大型乐舞，而最具魅力。乐舞的主要特征是规模大，乐部多，民族和地方特色各具，异彩纷呈。

开皇初，隋教坊宫廷燕乐被定为七部：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称“七部乐”,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

隋炀帝对宫廷燕乐大加整理，将七部扩大为九部，即清商、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称“九部乐”,其中清商为“清商三调”,乃“汉来旧曲”,为汉族传统的民间音乐，以下除最后“礼毕乐”外的七部，则均为外来或少数民族乐舞，而特别以“龟兹乐”为最优美。

九部乐汇集四面八方，可以说是万方乐奏，盛况空前。最后一部“礼毕"又称“蘸后”,出自晋太尉庾亮家，带假面具“执翳以舞”,谓之“文康乐”,后被用于多部乐舞的结尾。

乐器是构成乐曲风格的重要因素，用于演奏九部乐的乐器更是中外合流，盛况空前，这些乐器大概可分为管乐、弦乐、打击乐三大类。管乐器有笛、笙、箫、篪、筚策、角、笳、贝、叶等；弦乐器有琴、瑟、筝、琵琶、箜篌、五弦、三弦、筑、击琴等；打击乐器有钟、磬、铃、钲、铎、铙、钹、方响、享于、拍板、节鼓、腰鼓、羯鼓、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鸡娄鼓、齐鼓、担鼓、连鼓、靴鼓、桴鼓、铙鼓、槃鞠、王鼓等。在这些乐器中，笛的演奏占有重要地位，笛又称横吹，笛声在乐曲中是格外响亮。乐器中有很多来自少数族，有些是来自波斯、印度，数百年来经中原人民的消化改造，已和传统乐器融为一体，每奏一部乐，所用乐器不同，乐工数目不等，且每部乐曲调风格不一，合奏出的优美旋律令人赏心悦耳，美不胜收。

隋代燕乐以传统汉族音乐为基础，大量吸收西域音乐及少数民族音乐，在大业年间初步形成新的音乐体系。外来音乐在隋炀帝的倡导下登上了大雅之堂，冲击了传统礼乐定于一尊和归于雅正的音乐观，使乐律、乐器多有改革，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

九部乐之外，燕乐中含有多段的大型歌舞曲叫“大曲”,是综合声乐、器乐和舞蹈而为一体连续表演的大型乐舞，通常分为散序、中序、破三大部。

除多部乐和歌舞外，广义的燕乐还包括与民间音乐有关的一切音乐杂戏，其中重要的是鼓吹和散乐。宫廷宴会一般先奏雅乐，接着是歌舞大曲，余兴未尽，鼓吹和散乐也接着上演。隋炀帝规定宫廷宴饷设鼓吹，依照梁武帝的规制设熊罴十二案，主要用打击乐器和管乐，敲打演奏起来声音威武雄壮，热闹非凡，犹如“熊罴驱豹，腾倚承之，以象百兽之舞”。而且，隋代的鼓吹开始与散乐结合。

散乐指散于四方的俗乐，品种繁多，又称百戏，它包括各种戏弄，也包括各种杂技。散乐始盛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大量西域幻术散乐输入，同汉族音乐伎艺汇合。有鱼龙烂漫、俳优、侏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杂技戏目。隋炀帝时下令各种杂技到太常寺排练教习，由官司供给。每年正月，万国来朝，炀帝即将各国使者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 “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杂技艺人全都穿上太常配置的锦绣衣裳，歌舞艺人为示滑稽多穿妇人之服，各类化了装的演员“殆三万人”。为了配齐这些演艺人员的道具服装，隋炀帝下令课河北、河南民户制作，两京官库“缯锦，为之中虚”。大业四年(608)九月辛未(初一),隋炀帝又征集天下驯鹰师齐集东都，结果“至者万余人”。上万只鹰隼搏击长空，情景足为壮观。

其实，隋炀帝倡导艺术的目的是粉饰太平，或向四夷炫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追求享乐，他讲究排场，耗费巨大，穷奢极欲，可谓触目惊心。他曾多次“大会蛮夷，设鱼龙曼延之乐”,每年正月十五盛陈百戏，举国歌舞，夸示四夷， “其营费巨亿万”,而毫不顾惜。他对发展古代文化艺术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艺术发展史上应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但他不崇尚节俭，不恤民情，实难与其父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