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事业建树不少
隋炀帝登基伊始，在大兴工役，欲建不世之功的同时，又大修文治，改定典章制度，力求在统治方式上有所创新。其内容包括兴办教育、恢复州县学、推崇儒业、三教并重、扶持佛教和道教以助教化，禁绝谶纬、整理图籍、修订《大业律》、统一度量衡，并在文化气氛高涨的情势下兴办科举，创立进士科，改定官制，修订法令，检括户口， “大索貌阅”等。他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大兴改革，成果卓著，业绩辉煌。这一切也都是隋炀帝要成就所谓圣王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朝是改革的时代，隋文帝和隋炀帝都锐意改革。并且隋炀帝的改革是建立在其父改革的基础上的，所以说父子二人都有贡献。
隋炀帝既追求圣王之业，先圣贤哲治国皆以教化为先，制礼作乐，他当然不会甘居落后。隋炀帝在统治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继承了其父制定的多元一统，三教并重，内法外儒的方针，同时也试图有所创新，在文教政策上作出了重大调整。
大业元年(605)正月戊申(十七日),隋炀帝在坐稳了龙椅之后，即下诏称： “昔者哲王之治天下也，其在爱民乎?既富而教，家给人足，故能淳俗厚，远至迩安。治定功成，率由斯道。朕嗣膺宝历，抚育黎献，夙夜战兢，若临川谷。”当即发八使巡省风俗。紧接着就采取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措施，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文化建设。
大业元年闰七月丙子(十八日),隋炀帝在即将巡游江都之前，在东都洛阳发布了兴办教育，拔擢人才的诏令，把兴学作为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的最主要措施。
兴办教育的社会功用现代人已看得十分清楚，科教兴国业已提高到决定国家兴亡的战略高度。而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隋炀帝，也能从移风易俗的角度对教育事业大加倡导，是颇足称道的。他在兴学诏书中称：
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而言绝义乖，多历年代，进德修业，其道寝微。汉采坑焚之余，不绝如线，晋承板**之运，扫地将尽，自时厥后，军国多虞，虽复黄宇时建，示同爱礼，函丈或陈，殆为虚器，遂使纡青拖紫，非以学优，制绵操刀，类多墙面。上陵下替，纲维靡立，雅缺道消，实由于此。
朕纂承洪绪，思弘大训，将欲尊师重道，用阐厥繇，讲信修睦，敦奖名教，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选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庶夫恂恂善诱，不日成器，济济盈朝，何远之有，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这是有关文教事业，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一整套施政纲领。诏令追溯了教育发展的历史，谈到魏晋南北朝因战乱学业荒虚的情况，强调统一王朝要有全新的教育，思弘大训，尊师重道，兴办学校，奖掖人才。显然，这是一个令莘莘学子备感振奋的诏令。
隋统一南北，为文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开皇初年，隋文帝对教育也很重视。据《隋书·百官志下》,隋开皇宫制序列中有国子寺，是专管文教事业的独立部门，设祭酒一人为主管，属下有主簿、录事各一人，统领各官学，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设立专门教育行政部门和设置专门教育行政长官的开始。朝廷官办学校除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外，还设有书学、算学和律学，这是专科学校教育的新创举，另外，太医署也招收生徒传授医术。
然而，隋文帝虽劝学兴教，但当时官学教育质量却很差，开皇九年(589),文帝称生徒“未有灼然明经高第”。究其原因，则是“教训不笃，考课未精”。到仁寿元年(601)六月乙丑(十三日),文帝认为诸生“多而未精”, “今宜简省”,采取了严厉措施， “国子学惟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其日，颁舍利于诸州”。七月戊戌(十七日),又下令“改国子为太学”。全国唯留太学一所，置博士五人，从五品，学生七十二人，其余中央和地方学校统统废弃。学者刘炫上表， “言学校不宜废，情理甚切，文帝不纳”。这就是隋初著名的废学事件。
开皇初隋文帝大倡文教，不惜血本办学，但官学生员“徒有名录，空度岁时”,二十多年来学校并未培养出隋文帝所期望的人才，崇尚简朴的隋文帝不能容忍学校靡费，断然加以“简省”。隋文帝的行动有可理解之处，但也有些过分，因为学校的社会功效人尽皆知，应加强管理来提高教学质量，对不精于学、空度岁时的生员可以开除，不能因噎废食，大规模废除学校。在简省学校的同时，隋文帝又“颁舍利于诸州”,将化民易俗的希望更多地寄托于佛教，史称隋文帝统治时期“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十倍”,这当然不会有什么好的作用。
隋炀帝即位后纠正了父偏，于大业元年(605)复开学校。
隋炀帝虽然也推行三教并重的文教政策，但与文帝相比，其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儒学教育化民易俗更加重视。大业三年(607)改制，隋炀帝将国子学改为国子监，依旧置祭酒，加置司业一人，丞三人，并置主簿、录事各一人，加强教育行政管理。国子监置博士、助教、学生，并下诏征集学行优敏者，予以不次待遇， “并量准给禄”,地方郡县各级学校也设有儒官，有的学官秩在九品以下，虽属流外官，但也由朝廷发给俸禄， “流外给廪，皆发自于(刘)炫”,这一措施使各地办学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偏僻山区办学校有成绩的，还受到特别奖赏，这使大业年间的教育事业， “盛于开皇之初”,学校培养出了一大批有用人才，如大学者颜之推的儿子颜思鲁、颜愍楚、颜游秦学业最精，在学校时与温氏三兄弟同学，颜思鲁与温大雅同在东宫伴读太子；颜愍楚与温彦博同直内史省；颜游秦与温彦将均典校秘阁，“二家兄弟，各为一时人物”,少时学业，颜氏为优，但后来到唐朝温氏兄弟俱为大官，传为佳话。
由于对儒学教化作用的重视，隋炀帝秉承其父隋文帝的做法，竭力抬高孔子及其后代的社会地位。隋学制规定，每岁以四仲月“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举行乡饮酒礼，十分恭敬隆重。而且又大封孔子后裔，隋文帝时封“孔子后为邹国公”,炀帝时“改封为绍圣侯”,并为此下诏称孔子为“先师尼父”。由于隋炀帝敦奖名教，使儒学之徒备感荣耀，从学之风日炽。
当然，隋文帝和隋炀帝的儒是内法外儒，儒学用于教化但并未用于治国，两个皇帝虽都兴学行礼，却都未施行仁政，因此，不能因隋敦奖名教就误把儒学看作隋统治思想。
隋炀帝本人文化素养较高，且好风雅，因而对其他各种学术也相当重视，在国子监除儒学外，还有史学。
在隋炀帝的大力倡导下，国子监统领下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以及其他专科学校重又振兴起来。隋炀帝的举措顺应了历史潮流，在推进文教事业发展方面作出了贡献。
隋朝虽短，然在教育事业方面的建树却不少，如教育行政管理机关的创设，专科学校的创办，除设立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国子学、太学及四门学之外，还设有书、算、律学、史学等，又在有关业务部门设博士，招收学生，进行职业性训练等，均由隋开其端。这些新学校的设置及其教育制度，都为唐代所继承和发展，并为后世所效法，应当予以肯定。但这些创置，既有隋炀帝的功劳，也有隋文帝的功劳，总之，在两代帝王的倡导下，有隋一代的文教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