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建东都洛阳

隋炀帝以极其卑劣、残忍的手段夺得帝位，为了证明自己龙飞九五是合乎天道，于是以拼命的精神试图在短期内建立最伟大的功业，建立“奄吞周汉”的丰功伟绩，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翌年正月初一，隋炀帝改元大业，称大业元年(605),宣布大赦天下。大业，是要成就千秋万代瞩目的伟业之意。时有谶者认为大业“于字离合为大苦末也”,是不吉利，但隋炀帝并不介意。又立萧妃为皇后，立长子杨昭为皇太子，于是隋王朝第二代君主的新政便开始了。

大业年间创大业，千秋功罪后人评。隋炀帝气度恢宏，志向万千，多年的压抑一扫而去，现在终于可以放手大干了。在即位不到一年时间内，连续大兴工役，掘长堑、置关防、营建东都、广筑离宫、开凿大运河、大造龙舟、巡游江都等，役使男女数百万，干得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然而成效如何，自古至今评价不一。

洛阳地处中原大地，有九朝在此建都。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王朝实行两京制，如西周都镐京(长安),周公姬旦东营洛邑，洛邑后成为东周的都城。东汉亦实行长安、洛阳两京制，隋和唐也一样，除首都长安有中央政府外，还在东都洛阳另有一套班底，皇帝时而在长安，时而在洛阳坐朝君临天下。后代如明实行南京、北京两京制，清则实行北京、盛京(沈阳)两京制。历代实行两京制的目的都在于强化王朝对国家的统治，被认为是一项成效卓著的重要政治措施。

隋炀帝在平定汉王杨谅叛乱后，籍没流移的晋阳逆党有二十余万家，下令将其中大部分迁徙到洛阳附近，以便集中监视控制。

洛阳地处今河南省的西部，在黄河中游的南岸，这里群山环抱，地势平坦，河流纵横，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是建都的好地方。仁寿四年(604)十一月乙未(初三),隋炀帝大驾光临洛阳，癸丑(二十一日),即发布了营建东京的诏令，详细述说了营建洛阳新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诏令全文如下：

乾道变化，阴阳所以消息；沿创不同，生灵所以顺叙。若使天意不变，施化何以成四时；人事不易，为政何以厘万姓。《易》不云乎“通其变，使民不倦”, “变则通，通则久”。 “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朕又闻之，安安而能迁，民用丕变。是故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汤后之业。若不因人顺天，功业见乎变，爱人治国者可不谓欤?选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 “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

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群司百辟，金谐厥议。但成周墟嵴，弗堪葺宇。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

夫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栋下宇，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适形。故《传》云： “俭，德之共；侈，恶之大。”宣尼有云： “与其不逊也，宁俭。”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

从这个诏令中不难看出，隋炀帝在即位之初决定营建洛阳，乃是出于对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及洛阳对控扼东方的重要性的充分认识，而作出的重大决策。诏令中并提到“民为国本，本固邦宁”的先王之教，以说明他的举措是为国为民。更提起先圣“变则通，通则久”以及“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的警句，说明变革乃是时代之需要，是合乎天道，顺应时代潮流的。

隋炀帝决定营建东都的最直接原因，是刚刚平定的汉王杨谅的叛乱。由于京师长安“关河悬远，兵不赴急”,汉王悖逆， “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隋府兵多集关中，遇大规模叛乱，由长安调兵，往返费时，不利于迅速作出反应。对汉王悖逆， “从反者十九州”,隋炀帝更心怀畏惧，直到大业三年(607)北巡河北时，仍念念不忘汉王的反叛，说： “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山东地大物博，山东不稳，则帝国的统治基础就不稳。唐人杜牧分析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的中原形势，指出： “山东者，不得不可为王，霸者不得不可为霸。”正因为如此，要使隋朝长治久安，也必须安稳山东。

再从隋朝的统治状况来看，营建洛阳实亦为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客观需要。

隋朝承北周，以僻处西隅的秦陇关中东进南下，统一中国。统治者以关陇勋贵为中心，他们竭力加强关陇的军事优势，以“内重外轻”之势，驾驭四方，长安自然成了西魏、北周、隋的政治中心。当时外族侵扰亦多来自西北的突厥和吐谷浑，建都长安显然也便于就近指挥抗击。然而，山东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曾长期受东魏、北齐统治，入隋后存在着许多不安定因素。杨坚篡周之际，虽然调集关中府兵很快讨平三方构难，但广大的山东地区对新建的隋政权仍存在悖逆之心。

江南情势的复杂性更超过山东，灭陈后，亡国的江南人士对北人心怀恐惧，其背逆之心更强。虽然一年后江南地区的全面反叛再次被扑灭，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江南豪族势力，江南地区的变乱和少数民族叛乱仍时有发生，成为隋王朝的忧患。这说明统一的隋王朝，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江南的控制。隋炀帝诏令中“况复南服遐远”之句，说的就是京师长安对控制江南有鞭长莫及之叹。

东汉光武帝刘秀起于东方，深感中原形势重要，于公元25年建都洛阳，使洛阳很快成为繁盛的都市。古诗《青青陵上柏》描写东汉洛阳市景宫殿云：“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王公百官云集帝王之都，洛阳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但东汉末年董卓之乱，洛阳遭到毁灭性破坏，巍峨的宫殿被烧成一片废墟。董卓挟汉献帝并尽徙洛阳人口数百万西走长安。曹丕称帝建魏，于220年在废墟上重建新都，此即历史上有名的洛阳“汉魏故城”。西晋继续征用民工扩建，但“八王之乱”后这里又成了兵火战场，重又变成一片废墟。北魏孝文帝由代北迁都洛阳，又加重建，其盛时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城内外寺院共一千三百六十七所。洛阳成为金碧辉煌的佛教文化中心和北魏后期的政治统治中心。但魏末尔朱荣之乱和东、西魏战争很快使洛阳“城阙为墟”,内外官寺民居，存者十之二三。然时人皆以洛阳居天地之中，全国心脏，是最理想的帝王之都。隋炀帝的姐夫周天元在位时已有意恢复洛阳旧都，常役四万人起洛阳宫，并将北齐邺城石经迁至洛阳。但周天元不久死去汉魏晋北朝至隋统一，洛阳的都城地位几起几落，数遭兵燹成为废墟，但其天下中心的地位使她又数度重建，立为首都或陪都。隋炀帝为适应由长期分裂到统一政权的政治军事需要，营建东都，采取长安、洛阳两京制，是一项具有长远战略考虑的重要措施。

另外，营建东都也有经济上的原因，可以说是关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关中地区，是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必然结果。一位经济史学专家曾指出：一个政权应当把首都建在什么区域内以及在这一区域之内把都城定在某一地区，虽然要考虑多种因素，但首先考虑的则是经济因素。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战国时秦开郑国渠以后，一向很发达，西汉之世，关中的膏腴之地，但关中八百里秦川面积有限，当关东黄、淮大平原一望无际的田野被渐次开垦出来后，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便开始日益下降。汉魏之际关中农业倚为命脉的郑国渠、白渠等水利设施，因河床下切等原因，灌溉面积骤减十分之九，面积减少了三万八九千顷之多，导致粮食产量急剧下降，而关中人口的增加，使长安的粮食供给都发生困难，以致不得不仰赖于漕运关东粮食。到隋唐时代， “地狭人繁”的渭河平原的农业产量更远远不能满足庞大的中央政府和驻军的需要。隋文帝对于如何解决关中的粮食供应更是一筹莫展，这种窘迫的局面在新即位的隋炀帝看来的确是难以容忍，必须加以改变。

再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隋朝时长江流域各州郡每年都存有足够的余粮，隋文帝以长安为都，粮食和物资供应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漕运南方资粮，这也是隋炀帝后来要修通南北大运河的重要原因。然而，粮食转输于洛阳好办，洛阳以西达于长安则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其中最突出者，就是三门峡，改用陆路绕过三门天险，却运量有限，所费尤多，得不偿失。

上述一系列情况表明，在黄土高坡土地资源日益耗尽且漕运艰难的长安，已不再是国都的最佳选择。隋都长安，在经济上遇到了严重困难。而洛阳的经济条件比长安优越，地域更辽阔，农业生产更发达，又临近山东、河北与江南等产粮地区。与其在长安苦于漕运而不得不频频就食洛阳，不如迁都洛阳，使“水陆通，贡赋等”,这不是既利国又利民的大好事吗?

从地理形势来看，洛阳北临黄河，是一个“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胜要地。隋炀帝曾对洛阳地理形胜做过实地考察，然后才作出迁都的重大决策。

大业元年(605)三月戊申(十八日),隋炀帝下诏论政刑得失、考课虚实等事，又提到“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对于好作巡游，躬亲庶政的隋炀帝来说，居天下之中的洛阳当然更便于他君临天下亲临国务。洛阳西走关陇，东达海岱，北通燕赵，南至江淮，其距离大体都相等。隋炀帝由洛阳出发，向四个方向都做过巡视，且几乎年年出巡。再说，洛阳只是作为东都，即第二首都，长安作为第一首都的地位仍未改变。隋炀帝后来又营建江都，作为第三首都，并三游江都。一个王朝设三个都城，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洛阳的政治地位看来最为重要。

从以上分析可知，隋炀帝在营建东都诏令中所说关于洛阳政治军事形势、经济状况、地理特征等方面的理由，都符合当时的实际状况，这说明营建洛阳，的确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策。

东都洛阳的正式营建始于隋炀帝即位的第二年。大业元年三月丁未(十七日),隋炀帝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以及阎毗、裴蕴、裴矩、何稠、元弘嗣等“营建东京”。这是一个有宰相重臣参加、权力很大的工作班子，充分表明了隋炀帝的重视。工程至大业二年(606)正月辛酉(初六)竣工，前后历时十个月，可谓神速。按炀帝在前一年发布的诏令，似乎营东都起初尚有务从节俭的打算，要因陋就简短时间内赶造出一个新都城，但实际营造中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营造东都的总监是尚书令杨素，副监为宇文恺，实际规划设计的总工程师则是宇文恺。宇文恺，字安乐，是隋朝建筑艺术大师，他出身于关陇勋贵之家，是隋开国功臣杞国公宇文忻之弟。宇文恺世代为武将，诸兄并以弓马自达，宇文恺独好学，博览群书，多才多艺。曾任太子杨勇的左庶子，营宗庙副监。开皇二年(582)七月，隋文帝在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建大兴城，特任宇文恺为营新都副监，宰相高颖虽任总监，但大兴城营造的规划、工程设计等实际全出于宇文恺。后宇文恺又总领疏通渭河通漕运，因兄宇文忻被诛坐除名于家。开皇十三年(593)修建仁寿宫时，宰相杨素推荐宇文恺规划设计，于是任检校将作大匠，不久充仁寿宫监，迁将作少监。独孤皇后崩殂，其山陵营建又是宇文恺协助杨素完成，因得赐爵安平郡公。隋炀帝即位营建东都，宇文恺又被杨素推荐充作副手，迁官将作大匠，成为新都建设的总设计师。宇文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帝大悦之”。隋炀帝开初“务从节俭”的打算，到开工伊始便代之以“穷极壮丽”了。

据文献和考古资料，隋朝东都洛阳城的规划基本上是依据了长安新城大兴城，也是由郭城、皇城、宫城三大部分组成。是现存明代西安城的七倍。而这样大的城市仅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初步建成，可以说是建筑史上的奇迹。大兴城营建时是先筑宫城，次筑皇城，后筑城郭，布局严谨，宫殿街坊功能区分明确，集中地表现了大一统帝国的政治蓝图，体现了隋统治者的追求。东都洛阳新城和京师大兴城一样，均非在汉魏故城上修建，而是选址于汉魏故城(今白马寺东三里外)之西约十公里重建，其地是由隋炀帝亲自选定。

洛阳新城的规划布局由宇文恺在总结大兴城建筑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也是一座精心设计，规模宏大的城市，由于地形不一样，洛阳新城的平面布局与大兴城有明显的不同。据史载：宫城“在皇城北”, “在都城之西北隅”,“宫城有隔城四重”。宫城北对“曜仪门，号曜仪城。其北曰圆壁门，号圆壁城”;皇城在“都城之西北隅”,其“北即含嘉仓，仓有城，号含嘉城”。郭城则“南广北狭，凡一百三坊，三市居其中焉”。 “都内纵横各十街，分一百三坊”, “每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步，开十字街，四出趋门”。 “东都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开三门，邸凡三百一十二区，资货一百行”。“定鼎门街广百步，上东、建春二横街七十五步，长夏、厚载、永通、徽安、安喜门及当掖门等街广六十二步，余小街各广三十一步”。 “筑西苑，周二百里，等等。上述文献记载，已被考古发掘逐步证实。

据考古资料，洛阳新城的规模比大兴城要小四分之一，也是一座四周有高大城墙的封闭式城市。城市的布局大体与长安大兴城相仿，由郭城、皇城和宫城部分组成，但更突出皇城、宫城的至尊地位。只是限于地形，宫城并不在城市中轴线上，而在西北隅的高坡上，因这里是全城最高处，且风景秀丽，可俯视全城，南望伊阙，故在此建宫殿，显然，这更突出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体现了大隋王朝包容天下的气势。

有洛水自西而东穿城而过，将洛阳分为南北二区，为连接南北，在洛水上建有四座桥梁。城内除洛水外，还引湟水、伊水入城，并开凿几条漕渠，这使洛阳新城的水陆交通条件比大兴城更为方便。另外，城内有三处市：通远市在北，丰都市在南，大同市在西，比大兴城多设了一个，并且都傍可以行船的河渠。如北市就南沿洛河，北傍漕渠，南市依通运渠，西市临通津、通济二渠，货船可直达市中。可见洛阳新城的设计，比大兴城更多地考虑了繁荣工商业的问题。时北市“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贩贸易，车马填塞”。南市“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工商业繁荣，盛况空前。北市附近开设了众多酒店旅馆，成为洛阳最繁华的地方。

另外，在上春门外，建筑了诸郡邸百余所，是接待各郡长官来东都朝见天子的住所，在建国门外还设置了四方馆，以接待外国和少数民族使者。城内佛塔祠庙林立，还建有“胡袄祠”“袄神庙”“波斯胡寺”等，由此可见在当时住在城里的外国人和少数民族当不在少数。

洛阳新城的里坊数同长安大兴城一样，由郭城内的纵横街道构成，城内一百零三个里坊都大致呈方形，各坊面积相近，约一里见方较大兴城的坊略小一些，坊分布在洛水南北的东部地段，与市的联系更方便，城内各功能分区间的关系更加紧凑，坊的四周有坊墙墙正中开坊门，坊内有纵横交错的十字街，井然有序，以利于管理和控制城内居民。里坊制遵循封闭形制，坊门面临大街，夜间施宵禁，一般居民不得对街开门，而官僚贵族府第则不受此限制。

洛阳新城的规划处处以皇帝居住的宫城为主导，宫城处在城内最显赫的位置，由皇城包围，层层屏护，城墙坚固严密，防御措施远在长安宫城之上。宫城、皇城、郭城三环相套，城内有城，宫殿相接，巍峨壮丽，一切配置都体现了皇权的至尊至贵。隋炀帝对新都建设十分重视，从选定地点、制订规划到具体施工，建筑完成都详加过问，并下死命令促期完工。从仁寿四年(604)十一月癸丑(二十一)发布营东京诏，到大业元年(605)三月丁未(十七日)诏杨素、宇文恺正式营造东都，中间四个月隋炀帝亲驻洛阳，亲临指导，参与规划。新都寄托着隋炀帝的理想和抱负，可惜的是因战火，隋洛阳新城的地上建筑全部不存于后世。

为了使新都尽快繁盛起来，充实东都西人口和经济，大业元年三月，随炀帝下令： “徙豫州郭下居民以实东京，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大业

二年(606)五月，又迁江南诸州科上户六千余家。大业三年(607)十月，又迁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这些措施使得洛阳新城的经济文化很快便发展起来。随炀帝时洛阳有二十多万户，人口至少一百万。这使洛阳很快成为名副其实的与长安并称的东西二京，成为新的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