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王杨广经过精心策划，多年努力，矫情饰貌，占尽风头，终于在实际政治声望上超过了太子杨勇。杨勇的骄奢失宠又进一步给了杨广以机会。杨广抓住时机，凭借实力，制造舆论，壮大了自己的声势，又耍尽阴谋，分化离间，瓦解了政敌的能量。杨广极尽奸诈诡谲之能事，充分发挥政治上的主观能动性，终于成为大隋皇位的继承人。

晋王杨广有南征北战的声绩，已具有了争夺嗣君之位的条件。但皇太子之位已定，夺嫡是非法，是阴谋，要成功光凭实力尚不够，还必须要有机会。这种历史的机遇也一再呈现在杨广眼前，这就是哥哥杨勇的不堪为嗣，自毁前程，正好给杨广留下了可供钻营的空隙。

当杨广在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地算计哥哥杨勇之时，太子杨勇不但没有丝毫的警觉和戒备，反而纵情声色，授人以柄。杨勇自以为自己居于嫡长，皇太子地位已定，因而从不虚情假意地去讨父母欢心，也压根儿就没有留心弟弟们的夺嫡阴谋。而是越来越**，骄奢**逸。

杨勇自小爱好文学艺术音乐，东宫招揽了不少技艺人才，歌舞、咏诗、作画本是贵族子弟的普遍爱好，也是贵族高雅生活的一部分，但其间应有一个度，适度与过度意义大不相同，一旦放纵，过度**乐就会使自己荒唐，毁灭自己的前程。杨勇恰恰是没有自我节制，他一味寻求快乐，率意任情，纵情声色，自己把自己毁了。

杨勇招揽文士修撰书籍，起先隋文帝没有表示反对，但太平日久，杨勇在皇太子位上过得很不耐烦，开始寻求刺激。时有平原明克让、魏郡陆爽、沛国刘臻等均以诗文受到太子亲昵，阎毗也以“技艺”侍娱乐宫。所谓“技艺”,乃书画艺术及工艺美术之类。阎毗“能篆书，工草隶，尤善画，为当时之妙”,是周隋时代著名的书画家、建筑艺术家。在东宫他经常以“调丽之物取悦于皇太子”,甚得杨勇亲待，并称美于皇父，宿卫东宫，任太子宗卫率长史。杨勇的玩物、衣服、车马等，多为阎毗制作。

又有吴兴人沈光，乃陈吏部侍郎沈君道之子，陈亡移居长安，杨勇招为东宫学士。沈光自小手足灵敏快捷，善于戏马，其骑术号为天下之最，时人称他为“肉飞仙”。这位“肉飞仙”平时不拘小节，交结轻侠，京师地痞、恶少都围着他团团转，太子杨勇和汉王杨谅都争着延揽他，成为王府座上客。

但东宫文人学士大都没有政治才干。如刘臻就是其一，成天恍恍惚惚。有一个叫刘讷的，也为东宫学士，和刘臻同样官为仪同，两人情好甚密。有一次刘臻往长安城东，对侍从者说： “去刘仪同家。”从者不知是寻刘讷，竟返回刘臻家，到了家门口，大呼： “刘仪同可出矣!”其子出来相迎，他这才醒悟过来。这样的书呆子，竟然也得到太子杨勇的亲狎，亦可窥知杨勇没有什么政治抱负。

太子左庶子唐令则更为杨勇所“亲狎”,经常在东宫教内人弦歌。左卫率长史夏侯福也为太子亲昵，在东宫与杨勇戏马玩耍，竟无复尊卑上下之序。太子左庶子刘行本切谏，杨勇不听。有一年元旦，杨勇在东宫设宴招待宫臣，唐令则请弹奏琵琶，乃自弹自唱起武媚娘之曲，太子洗马李纲当即出来谏止，杨勇却说： “我欲为乐耳，君勿多事。”

倡优工匠出身的云定兴为杨勇制作奇服异器，进奉东宫，他的女儿云氏被杨勇纳为姬妾，因此与太子交往密切，来往无节度。左庶子裴政切谏，太子不但不听，反而疏远了裴政。皇太子不节制自己的行为，恣意纵乐，其手下的人也仗其势不遵法度。太子千牛备身刘居士好作獠舞，聚徒任侠，引公卿子弟臂力雄健者至家，先把车轮套在他们脖子上，然后用棍棒乱打一通，差不多快打死还不屈求饶的，就称为壮士，与他相交，结为党羽。其中灵活敏捷者，编为“饿鹘队”,有武艺的编为“蓬转队”,经常带着老鹰，牵着狼狗，在长安街上骑马横冲直撞，殴打路人，侵夺商贩。街上百姓无贵贱，凡见到“饿鹘队”或“蓬转队”来了，就罢市逃窜，因为是东宫皇太子的人，甚至公卿妃主也不敢招惹，得罪不起他们。

杨勇还特别贪恋女色，他不喜欢父母做主给他包办的嫡正妻元氏，长期冷落她。杨勇明知母亲独孤氏痛恨男人宠爱姬妾，却要明目张胆地广纳美姬。杨勇的内宠很多，尤其宠幸昭训云氏，即云定兴之女。杨勇的第一个儿子杨俨就是与尚未选入东宫的云氏在外边野合而生的。之后，招入东宫立为昭训，云氏又接连生下杨裕、杨筠两个儿子。杨勇不到三十岁，女儿不算，儿子就生了十个，他们分别出自五六个母亲。而太子正妃元氏却从未得幸，当然也就不会有生育，对此，隋文帝和独孤后都深表不满。

开皇十一年(591)一月丙午(二十三日),皇太子妃元氏突然发病，次日便死去，独孤皇后怀疑死有他故。隋文帝更怀疑是杨勇指使马嗣明下毒，对杨勇进行了极严厉地谴责。

正妃元氏暴死，父皇母后为此很是伤心，杨勇反倒高兴得很，认为自后云昭训得扶为正妻，专擅内政，其私生子杨俨也可名正言顺地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了。这种态度更使隋文帝和皇后恼火，于是对元氏的安葬大肆铺张，专门于朝堂文思殿与大臣一起举哀，意在压一压太子的嚣张气焰。

更有甚者，隋文帝和独孤皇后还怀疑杨勇与云昭训在外野合私生的长子杨俨不是真正杨家血脉。杨俨刚生下来时，隋文帝与独孤后曾将他抱入后宫抚养，但杨勇却多次将他抱回东宫。

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特别看不起云昭训的父亲云定兴，这个优人工匠自从当了隋文帝的亲家翁后得意忘形，四处招摇。他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佞人刘金骈，也与云定兴十分亲热。隋文帝为此很是气愤，即将刘金骈轰出长安。但杨勇并不在意岳父云定兴身份低贱，又将乐工曹妙达引入寝宫，与云氏一起进餐共宴。曹妙达出宫后也到处吹牛： “我今天给皇太子妃劝酒了。”而云昭训也因为自己是庶妻，生子虽长非嫡，怕人不服，也有意四处张扬， “欲收天下之望”。隋文帝对太子杨勇的庸劣忍无可忍，认为“此儿不堪承嗣久矣”,开始有意调查杨勇的劣迹。独孤皇后也派人暗中伺察太子，搜寻杨勇的罪过。

这时，杨勇的皇太子地位开始动摇了，隋文帝和独孤皇后都有意要取消他继承皇位的资格。

杨勇肆意妄为，杨广则大加矫饰。杨广侦知杨勇失爱于父母，心中窃喜，便抓准时机，火上浇油地中伤大哥。

有一次入朝后将还镇江都，杨广入宫辞别母后，故意跪在母亲面前“哽咽流涕”,母后抚摸着爱子也不觉“泫然泣下”。杨广装出一副委屈相，诉说：“儿臣性情见识愚笨，常顾念兄弟之情，但不知何罪失爱于兄长，皇太子常满怀怒气，要对我诬陷杀害。我常恐谗言出于亲人之口，酒具食器中被投入毒药。忧虑恐惧，念念在心，怕是早晚要遭毒手，儿性命危在旦夕。”皇后对杨勇也满腹怨怒，话既挑开，也就毫不客气地诉说了一通： “杨勇越发让人无法忍耐了，我为他娶得元氏女，望隆基业，他竟不以夫妻之礼相待，专宠阿云。元氏像是配给了猪狗，她本无病痛却突然暴亡，恐是有人投毒。事已至此，我也不能穷治。如今杨勇又无故对你出恶念。我还活着，他就如此，我死后，更要残害你们兄弟。我每念及东宫竟无嫡子，百年之后，让你们兄弟在贱妇阿云生的儿子面前跪拜，一想到此就心碎。”独孤皇后一边说一边哭，说完更悲伤得不能自抑，杨广也扑到母亲怀里呜咽不止。母子俩抱头大哭，依依难别。从此，独孤皇后更下定决心要废掉杨勇，立次子杨广为皇太子。

已经加入杨广阴谋集团的权相杨素更是善于揣摩人意，有一次他进入后宫侍奉宴会，见到独孤皇后即婉转地试探，说： “晋王杨广孝悌恭俭，有类至尊。”独孤皇后听到了知音，竟流着眼泪说：“公言是也，我儿阿麽大孝顺，每闻皇上和我派内使去，必亲自远迎；说到远离双亲，未尝不泣。媳妇萧妃也令人怜爱，我派婢女去，她常与之同宴共食。哪像杨勇和阿云相对而坐，终日酣宴，昵近小人，猜疑骨肉兄弟!我所以益加爱怜杨广，常恐杨勇暗中加害。”杨素了解到了皇后意思，于是到处说太子杨勇不成器，各方面都不如杨广。独孤氏更把杨素引为知己，赐予他金银财物，让他赞助隋文帝行废立。

由于得到独孤皇后的支持，杨素有恃无恐，于是走上前台，充当了废立阴谋的主角。他一方面在隋文帝面前大加赞誉杨广，攻击杨勇；另一方面更在朝臣中大肆活动，广造舆论，煽动更多的人诽谤太子。一时“内外渲谤，过失日闻”。在杨素的煽动下，对皇太子的流言蜚语不断传到隋文帝耳中。

时有谣言说东宫“多鬼勉”,多次出现“鼠妖”,隋文帝即命术士萧吉去东宫“禳邪气”。萧吉煞有介事地于东宫宣慈殿设神坐，说是发现一股来自鬼门关的迎风，“扫太子坐”。萧吉啕啕大叫折腾了一番，用“桃汤苇火”将鬼风驱逐出门，接着又设坛谢土地神，搞了一些虚玄鬼把戏，然后神秘地对隋文帝说： “太子当不安于位。”隋文帝既“阴欲废立”,对萧吉的话自然深信不疑，凡有异变即向萧吉顾问， “赏赐优洽”。

人言可畏，各种流言铺天盖地向杨勇袭来，父母对他冷淡，朝臣对他疏远，杨勇总算明白自己皇太子地位受到威胁了。但他无计可施，惊慌失措。杨勇和父亲一样也迷信鬼怪巫术，他听说新丰人王辅贤能“占候”,就将他召来问卜。王辅贤说： “太白袭月，天象对你不利，是皇太子废退之象”。于是教杨勇用五种铜铁兵器，制作了辟邪诅咒之物，企图以“厌胜”的办法免去厄运。他又在府邸后园建造了一个庶人村，村里房屋低矮简陋，自己常在其中睡觉休息。杨勇一改往日的奢华，身穿布衣，铺着草褥子，希望以此来挡住谗言。在仁寿宫的隋文帝知道杨勇心怀不安，就派杨素去观察动静。杨素到了东宫，故意偃息不入，杨勇换好衣服等待，杨素久不进门，用以激怒杨勇。杨勇怀恨杨素，形于言色。杨素于是回报说： “杨勇怨恨，恐怕会生变故，望陛下深防明察。”隋文帝听了杨素的诋毁，对杨勇更加猜疑。独孤皇后也派人暗中探察东宫，细碎琐事都上报给隋文帝，依据诬陷之词来构成杨勇的罪状。

开皇十八年(598),隋文帝开始采取行动以削弱东宫势力，东宫属官凡有才能者通通调开，如苏孝慈为太子右卫率，有文武才能和政绩，受到杨勇的倚重，隋文帝将他调任淅州刺史，对此杨勇“甚不平，形于言色”。隋文帝还在大兴宫北玄武门到宫城东北隅的至德门之间，每隔几步就设置一个候人，以观察杨勇动静，事无巨细都要随时奏闻。另外，东宫值宿警卫之人，侍官以上，名册均归属各个卫府，不归东宫管辖。勇猛矫健者，通通调走，只留老弱供杨勇给使。又以图谋不轨罪将太子千牛备身刘居士斩首，公卿子弟受牵连的也不少。隋文帝的这些措施已大有咄咄逼人之势了。

而太史令袁充见状又落井下石，添枝加叶地对隋文帝说： “我观察天象，皇太子应当废黜。”隋文帝叹道： “玄象出现很久了，群臣不敢说啊。”这时，皇太子杨勇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了。

杨广的夺嫡之举在朝臣宰相中并不是没有反对者，这使他一时难以得逞。

开皇十二年(592)成立的以高颍、杨素为核心的宰相班子，虽然杨素当涂显贵，权势日盛，但其地位仍在高颍之下。杨素乃高颖推荐，他本人对高颍也很钦佩。在夺嫡争斗中，宰相高须的意见显然十分重要。

高颍任相十多年，权位崇高，从未参加过任何派系斗争。他母亲曾告诫他“富贵已极”,要处处小心谨慎。高须见朝廷政治生活日益不正常，也常恐祸变。有一次天象有变， “荧惑入太微”,术士刘晖私下告诉高颖： “天文不利于宰相，应修德以避禳”。高颖内不自安，便将此不祥之说告诉了隋文帝，隋文帝听后安慰了一番，并厚加赏赐，这说明隋文帝对高颍仍是信任的。但国家大事特别是皇位继承问题，必然要老宰相表态。有一次，隋文帝试探高颍说：“有神凭告晋王妃，言晋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高颍大吃一惊，长跪在地下，秉告说：“长幼有序，其可废乎?”他这是明确表示不同意轻易废掉皇太子。高颖是佐命元勋，在朝臣中威望极高，他坚持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没有重大理由，当然反对废杨勇，而立杨广。隋文帝于是默然而止。

不久，隋文帝下令挑选东宫卫士到皇宫上值宿卫，高颍上奏说： “若陛下把强壮的卫士都选走，恐怕东宫宿卫太弱。”隋文帝沉下脸来说： “太子安坐东宫，培养仁德，哪里用得着壮士。”隋文帝怀疑高频因为儿子娶了杨勇的女儿，所以向着杨勇。高颖的三儿子高表仁是娶了杨勇的女儿为妻，高颍与杨勇也成了亲家翁，但这层关系并不能决定高颖就维护杨勇的皇太子地位。他的第二子高德弘，也是杨广亲任的王府记室，在杨勇、杨广之间，高颖每怀至公，既不因与杨勇为亲家翁而党于皇太子，也不可能因二子为杨广的亲信而被拉拢加入杨广夺嫡阴谋集团。早在平陈之战时，高颖与晋王杨广的关系就没有搞好，以后一直交往不多。杨广深知要夺嫡成功，必须除去这块绊脚石。然而，由于隋文帝仍然信任高须，杨广本人无能为力。

高颍与独孤皇后的关系本来一直很好，他原先就是独孤氏家的常客。但独孤皇后杀隋文帝宠幸的尉迟氏女，高颖劝解隋文帝时说不要为一妇人轻弃天下，此话被杨素传到独孤皇后耳中，引起了皇后的“衔恨”。还有一件事，也增加了独孤皇后的不满。高颖的原配正妻贺拔氏与独孤皇后十分友善，贺拔氏生病时皇后曾亲派左右宦官前往慰问，后夫人病故，独孤氏出于对高颍的关心，曾对隋文帝说： “高仆射老矣，而丧夫人，陛下何能不为之娶!”隋文帝即将皇后的关切转达于高颖。高颖很感动，流着眼泪陈谢说： “臣今已老，退朝之后，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续弦再娶正室，非臣所愿。”隋文帝也就不再勉强。但不久高须的爱妾生子，隋文帝闻讯致以祝贺，然独孤氏却大为不悦，隋文帝问以何故，独孤皇后说： “陛下还能再信任高颍吗?先前陛下欲为须取妻纳室，颍心存爱妾，面欺陛下。今其诈已见暴露，对这种当面撒谎的人怎么还能相信呢?”隋文帝闻听，皇后说的不无道理，从此对高颖开始猜疑疏远。

之后，高颖领军攻打突厥，大军追击越过白道，谋划进一步深入大漠，派人向朝廷请求增兵。隋文帝左右竟有人诬高颖图谋造反，但隋文帝还未及批答，高颖已打败突厥班师还朝，其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然而，这时朝廷最高层的政治生活已很不正常，隋文帝虽是励精图治之主，但到了晚年猜忌之心越发严重，持法尤峻， “喜怒不常，过于杀戮”,使“公卿股栗，不敢措言”, “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

苏威自解除右仆射位后，不久任纳言，仍为宰相，但在官场上的磨难使他学得圆滑多了，自此后也不再劝谏皇帝，据理力争了。居闲多年的宰相，原“四贵”之一的虞庆则下场更为可悲。开皇十七年

(597),岭南人李贤据州反叛，隋文帝指名要虞庆则任桂州道行军总管前往镇压。悠闲惯了的虞庆则不愿出征，遭到隋文帝的谴责。平定李贤之后，虞庆则回师至潭州临桂镇，观察山川形胜，叹称险固攻不可拔，谁知此语竟被与虞庆则小老婆有通奸行为的内弟赵什柱告与隋文帝。虞庆则既早已遭隋文帝心烦猜忌，现又被告有反状，愤怒的隋文帝即下令将宰相虞庆则问斩。其子虞孝仁当时在江都为晋王杨广的亲信僚属，豪侠任气，也因父事除名。

战将王世积见隋文帝性忌刻，许多功臣不是被杀就是获罪，从此嗜酒如命，常常喝得烂醉如泥，从不与朝官谈及政事，以此来避祸。后转任凉州总管时，亲信安定皇甫孝谐犯罪，被官府缉捕，投奔王世积，王世积没敢收纳。皇甫孝谐被捕后，出于报复和侥幸求功的心理，上书告王世积谋反，称王世积曾请道士相面，称其为国主，夫人当为皇后。这本是纯粹的诬陷之辞，并无任何证据，但隋文帝既最怕有人仿效自己篡夺皇位，得报后马上征王世积入朝，设大狱穷治其事。结果王世积被处斩，皇甫孝谐诬陷有功，拜上大将军。

在审问王世积时，有一些关于宫禁之事，据说出自高颖之口，隋文帝想顺藤摸瓜，构成高颍之罪，假装十分震惊，令官司穷追。又有人上奏： “高颖与左卫大将军元旻、右卫大将军元胄均与王世积交结往来，接受了王世积赠送的名马。”隋文帝不由分说，即怒斥元旻、元胄，要追究高颖罪责。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激、民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一班朝廷重臣都知高颍清白，于是站出来上奏申明高须无罪。但隋文帝既存心要除高颖，见众多重臣出来说情，更加愤怒，下令将为高颖申辩的人也都交付执法官吏问罪。刑部尚书薛胄依据刑律条文为高须“明雪”辩解，竟被“械系”,带上了刑具。这样一来，群臣百官就没有人再敢为高颍辩护求情了。开皇十九年(599)八月癸卯(初十),高颖被罢免了上柱国、尚书左仆射的官职，以齐国公归家闲居。

高颖被罢免，没过多久，倒霉的事又来了。齐国公府的国令就上言告发高颖“阴事”,称高颍之子高表仁以司马懿的故事劝高须忍耐。隋文帝大怒，下令将高颖囚禁至内史省，进行审问。下令将高颍除名为民。

高颍被罢对杨广夺嫡极为有利，这是搬走了最后一块绊脚石，同时，也是隋王朝政治的分水岭。

贤相被斥，君主不圣，隋王朝自后发生了大逆转， “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权力之争也并没有因高颖罢相而缓解，皇太子之位的争夺却由此达于白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