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西周中后期就开始人工制铁，战国初期，冶铁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出现了生铁柔化技术，和用铁加热渗碳而制成钢的技术。这使中国的冶铁技术大大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铁器的普遍应用促进了水利兴修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木工、竹工、石工、土工等工种效率不断提高，并使大规模的建筑工程能得以顺利完成”。

自西汉初年始，汉朝先后禁止铁器输入南越、匈奴，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怕先进的兵器传入那里。

其二，禁止向外输入提蚕丝制品。

其三，禁止向外输入的是漆器，漆器亦为中国传统的手工艺品，至汉代漆器成了制作精巧、色彩鲜艳、花纹优美、精致耐用高附加值的生活用品和收藏品，为中原地区和偏远地区统治阶级所喜爱。

总而言之，经过世代的传承和发展，至汉代，中国已是一个拥有先进的冶铁技术、发达的农业及手工生产业的经济强国。

秦汉时期的土地所有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国家对全国的土地具有最高的所有权、垄断权、支配权，不仅战国时的受田制和汉代的假民公田、徙民屯田可以说明这一点，汉代为加强中央集权迁徙东方六国的强族豪杰、高官富人的措施也可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国家又在有一定条件下允许地主土地私有权的存在与发展， “名田制”(以名占田)的出现和允许土地买卖就说明这一点。

在土地所有制两重性的制约下，农民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控制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地主的和封建国家的佃农。这两部分农民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经营权。

在所有制和阶级结构下，封建国家可以在发挥地主私有制和农民自主经营积极性的前提下加强赋役的征收及对全国的调控，能集中全国力量办大事。这是秦汉封建国家经济体制强大的根源。

周朝实行分封制，春秋战国时出现了郡县制。秦始皇总结了春秋战国诸侯国攻战不休的教训，为求天下“宁息”,所以废分封、立郡县。

汉初迫于形势，先分封异姓王，后又消灭异姓王；同时为翦除分裂割据势力的社会基础，又徙关东六国强族豪杰于关中地区。

但是，汉初又总结秦朝速亡的历史教训、 “惩戒亡秦孤立之败”,认为分封制在巩固一家一姓王朝的统治方面是有作用的，所以在消灭异姓王之后，又分封同姓王，采分封、郡县两种制度而兼用。

如此一来，又造成了同姓诸侯王与汉中央政权的斗争，后经文景时镇压济北王与吴楚七国的叛乱，汉中央政权才巩固了起来。

汉武帝继续镇压诸候王的叛乱、徙关东富人于关中。打击豪强，同时又改革选官制度。设立中朝改革丞相制度、强化监察制度等，来加强中央集权。

这些就是汉武帝能成就其事业的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和保证。

中国经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形成了一套礼仪制度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这在儒家典籍上都有记载和总结。汉初总结吸取秦始皇“燔诗书百家语”的教训，以道家“无为而治”为指导，各家共进，使经济迅速发展。汉武帝尊儒术。重法治，悉延百端之学，取各家之长以治国，办法多，套路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汉代时，中国在经济、科技、政治、文化诸方面的综合国力已居于世界之首。

在周边少数民族看来，汉朝不仅是个富庶的经济大国，而且是个具有高度文明的礼仪之邦。

这些情况就为国家的大统一、为汉武帝成就其事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汉武帝所成就的事业是长期历史发展在各个方面蕴含、积累的产物。可以说汉武帝成就的事业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哪一代人或哪一个人奋斗的结果。

汉武帝有大治天下的宏伟理想，然而理想能否实现及实现程度却决定于当时所具备的主客观条件。可能性并不一定必然变为现实性。从汉武帝一生的业绩来看，其爱好、思维与性格特点对其事业有重要影响。

汉武帝个子很高，身材魁梧，青年时代的爱好就是打猎。在狩猎活动中，汉武帝常表现出不畏艰难险阻的勇敢的大无畏的精神。

此外，武帝也爱好游山玩水与智力游戏，如“射覆”之类，等等。这些活动对健康有益。从历史上看，汉武帝比高帝、文帝、景帝三帝的寿命都长，做皇帝的时间也长。高帝、文帝、景帝这三位汉初著名的皇帝共称帝五十年，而武帝一人却称帝五十四年，比他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位皇帝称帝的总和时间还长。

因此，武帝成就的功业大，与他身体健康的体质条件及与此相联系不怕困难的精神都是有关系的，换一个病弱之躯的皇帝是很难成就汉武帝这样的英雄伟业。

汉武帝对国家、对汉朝的江山有着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如栾大是武帝女儿卫长公主的丈夫，奕大的诈骗行为被发现后，武帝诛杀了栾大与荐栾大的乐成侯丁义。王船山评论说： “惩一人而天下诫，国家之福也”云云，充分说明，武帝不因自己女儿已嫁栾大而赦免他，并把举荐栾大的人丁义也一同处死，制止了以后再有人举荐栾大一类人。

武帝在处理其妹之子昭平君的案子时“垂涕叹息良久”说“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因)弟(女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为此，东方朔称赞他如古代圣王“赏不避仇仇，诛不择骨肉”。

武帝在晚年悔过，下《轮台诏》,转变政策，改弦更张，指出“当今之务，在于力农”。其行为是一般的皇帝是做不到的，只有武帝这样以社稷为重的大智大勇的皇帝才能做到。

武帝为汉朝江山着想，有时也做出“暴”的事来，如立钩弋夫人之子刘弗陵为太子，却赐钩弋夫人死，实际是考虑“主少、母壮”,为阻止再出现吕后专权之事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司马光评论此事说，武帝“鉴于诸吕，先诛其母，以绝祸源，其于重天下、谋子孙深远矣”。这就说明武帝对国家、社稷有高度责任心，这是其成就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他成就其事业的一个先决条件。

汉武帝善于用人，对臣下严格要求，不养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懒人，要求臣属全身心地投入其事业，否则绝不宽贷。汉武帝是位尊儒重法的皇帝，不仅选拔人才、加以任用，具有很强的人情味。但同时要求很严，铁面无私。

汲黯说汉武帝“爱才乐士，求之无倦”,得到以后， "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资无已之诛”,如果这样下去，人才杀尽了，将来谁和陛下一块儿治理天下呢?武帝笑着对他说：人才“犹可用之器”,如人才不能适应任务的需要，如同“器不中用”一样， “不杀何施”?况且“何时无才”,言外之意是说，不愁找不到人才。

由此可见，武帝对官员的要求是很严的。若属下官吏们不能忠心耿耿地完成所担负的任务，将受到严厉惩罚。马邑之谋王恢就因不能主动出击敌人而被处死。

武帝不仅在战争中对将领实行重奖重罚，对国家行政官员要求严格。这种高标准、严要求虽有杀人过多的弊病，但保证了政令、军令畅通，雷厉风行，言必行，行必果。督促各级官员、将领振奋精神，去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任务。

国家任用大量官员，军事将领就是让他们把国家的事情办好，如果他们不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应受到严厉的惩处

从这种意义上说，武帝对臣下的高标准、严要求正是他能完成其英雄伟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武帝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景时期孕育出来的历史人物，从小受过很好的教育，博览诸子群书，有很高的智慧，思维缜密。

这从对匈奴战争中可以看出：从元朔年间几次北击匈奴，主要都是为收复长安北边的河南地、置朔方郡。

几次战役下来，稳固了这一地区控制，取得了胜利。而后在元狩二年春、夏两次派霍去病统大军大败匈奴，取河西地。

这两个时期的战争，汉朝控制了河南、河西两块战略要地，于是使匈奴对关中地区的威胁得以解除。

同时，这两个时期的战争还大量歼灭了匈奴的有生力量，并使浑邪王率众四万归顺汉朝。

在这个基础上，元狩四年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大军进行漠北会战，寻歼匈奴单于主力，并取得胜利。匈奴问题；是汉武帝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打败匈奴，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

在这一过程中，武帝充分显示了他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战略家的素质与才干。

汉武帝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天资高低对其成就事业自然影响很大。假如当时在位的皇帝是位如汉惠帝刘盈那样“仁弱”的人，是绝对成就不了汉武帝所成就的事业的。

正如武帝成就的英雄伟业既有历史提供的现成条件也有他个人的贡献一样，他的失误同样也是如此。在巫蛊之祸中他的严重失误就是明显的一例。

历史是一本厚重的书，记载汉武帝时代的一页已翻过去了，但他的精神和业绩已渗透历史的沉淀，人们依然可透视他那耀眼的光辉，汉武帝在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统一中国、发展生产、科技等方面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将永远彪炳中国史册。

汉武帝锐意创新、开拓进取、勇于悔过的改革精神，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辩证处理继承、发展关系的精神，大胆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精神，以及那时中国各族人民惊天动地的英勇奋斗精神，犹如长鸣的号角，将永远启迪和激励着后人奋进。

汉武帝时代中国位列世界强国所积累的经验教训，时至今日仍有可资借鉴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讲，汉武帝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座不朽的丰碑，令人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