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屠戮民不聊生

公孙弘为相的元朔年间，军旅数发，年岁不熟，东郡(河南濮阳西南)农民陆续起义，声势渐大，犹如波涛轰响，震动京师。汉武帝豢养的“文学应对”之士中，吾丘寿王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曾追随董仲舒学习《春秋》,高才通明，装了满肚子的圣人之言，有“天下少双海内寡”之誉。

汉武帝觉得如此博学通经的大能人，理应一通百通，就叫他去东郡做都尉，而不置太守，故号“四千石”,负责镇压敢于反抗天子的农民。

不料吾丘寿王到任以后，职事并废，被起义农民打得狼狈不堪，大败亏输，孔圣人的“微言大义”一点儿用场也派不上。气得汉武帝诏赐玺书责问他：你怎么窝囊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你的表现与你的名声相去甚远?

东郡农民起义，是汉武帝执政时间最早的一次农民起义。至汉武帝的晚年，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爆发了。

天汉二年(前99),其时五十八岁的汉武帝为李陵及司马迁事件恼羞成怒、大发**威之际，南阳(河南南阳市)、楚(湖北)、燕赵(河北)、泰山(山东诸城县)纷纷爆发起义。起义队伍大者数千人，小者数百人。

他们攻城克邑，夺取武器，活捉和杀掉天子的郡守、都尉，震动全国。各地农民遥相呼应，活动在乡间的小股起义队伍此起彼伏。

吾丘寿王打不过苍头垢面的农民，是他为天子“牧民”不力。但是，迫使农民造反的罪魁祸首却不是他。

因为长期对外用兵和维持腐朽奢靡的帝王生活，汉武帝大肆挥霍民脂民膏，远远超过了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封建统治阶级大搞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控制。有增无减的赋税、杂摇和兵役负担非常沉重，迫使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破产流亡。接近不断的水、旱、蝗灾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谨，使社会更加动**不安。人民不堪忍受沉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自然要采取激烈的形式同无法无天的皇帝对抗。

酷吏政治，也是导致天下农民造反的重要原因。汉武帝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加强专制主义统治，将他的生命之舟驶向了光怪陆离的政坛风雨的深处。在这个大千世界里，他在感受那极大的欢乐与自由，驾驭和主宰臣民的专制权力，使他在精神上和现实中都为自己找到了无比辉煌的归宿。他在权欲之海劈波斩浪，横行无忌；触目所见，但觉每一滴水珠都是琳琅珠玉，每一丝风雨都是袅袅柔枝，使他目迷五色，应接不暇，流连忘返。汉武帝的眼前，仿佛永远流动着生机盎然的春光。

秦始皇实行专制主义统治，使群臣噤若寒蝉，除了巡游天下的名山大川，求仙访药，他几乎彻夜批阅奏章。汉武帝追求的梦境，就其本质来说，与秦始皇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他要更为尽情地享受帝王生活的快乐：倚翠偎香，绮窗珠帘，软语轻歌。何况他君临的是一个比秦王朝更为辽阔的帝国，公开的和潜在的敌人也比秦始皇更多。因此，他急需一批爪牙，钳制人们的不满情绪，镇压人们各种形式的反抗，否则，梦乡再甜美，终有五破天惊的时候。

宁成，是汉武帝最早任用的爪牙之一。此人盛气凌人，不肯屈居人下；对下属则怒目施威，十分专横，治下的百姓对他更是重足而立，侧目而现。深刻严峻的汉景帝特别欣赏宁成的严酷作风，因当时长安左右宗室多豪横不法，便起用宁成为中尉，徼循京师。宁成既侮下亦傲上，将宗室豪杰收拾得人人惶恐，手足无措。

像宁成这样的严厉紧苛的人才，汉武帝求之若渴，即位之初即召宁成为内史，负责治理京师。然而没有多久，外戚们便纷纷要求武帝惩办宁成。当时的吏治尚有修谨之风，武帝的羽翼尚嫌单薄，只好判宁成髡钳之罪。

其时不愧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宁成弄开了束颈的铁圈，又伪造了一个出关之符，逃回老家。他扬言： “做官做不到二千石，做买卖赚不到千千万，活着也没意思!”几年工夫，创下一个良田千顷、雇农千家、置产数千万的大家业。在乡里照样吆五喝六，持吏长短。对贫苦农民的压迫，比郡守还要厉害。

当时还有一个做郡守的周阳由和宁成一样盛气凌人、生杀恣意，在地方上的二千石中最称暴酷骄恣。亲信之人犯法，周阳由必徇私枉法，不予惩处；对所憎恶之人，必加之罪名，杀之而后快；地方豪强大族也被他夷灭者甚多。性格刚烈的汲黯和他同车出行之时，也不敢稳坐正中，而在偏侧相陪。

像宁成、周阳由这样的狠毒爪牙，当时和后来的人都称之他们为酷吏。太史公说： “自宁成、周阳由之后，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类多成、由等失。”酷吏政治开始在社会上推广开来。

宁成与周阳由两人之所作所为，基本上体现了酷吏的外在特征及政治内涵：他们严峻刻深、爱行苛法、嗜杀成癖，敢于凌辱上司，称得上是维护专制主义统治的得力鹰犬。他们所打击的对象，是贫苦百姓、宗室贵族和地方上的豪强大族。因他们行动果敢迅捷，手段残忍毒辣，的确比“循吏”更易受到雄杰之主的青睐。

元光五年(前130)七月，汉武帝在脂香馥郁的后宫正同歌女卫子夫卿卿我我的时候，突然传来陈皇后要蛊杀卫子夫的消息，汉武帝在恐惧和痛恨之中立刻命令御史张汤穷治其狱，深究党羽，捕杀了三百余人。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张汤的为人。他幼时，做长安丞的父亲外出，嘱咐他好好看家。父亲回来，看见家里的肉被老鼠偷跑非常生气，打了张汤一顿。没等眼泪擦干，张汤穷挖鼠洞，捉到老鼠，如同审犯人一样对老鼠审判、动刑。父亲吃惊地看着他，觉得儿子的言谈举止好像一个资深狱吏，就让他学习律令文学。此次治理巫蛊案专杀有功，汉武帝欣喜地发现张汤正是自己理想中的人才，提拔他做了太中大夫。

欲实行严酷的专制统治，法律的建设是一个重要方面。汉武帝对专制有倾吐不尽的情愫，他懂得只要剥夺大部分人的自由和快乐，就能保障自己专杀任意、酒宴歌舞。酷吏和苛法，素来都是专治统治的双子星座。在这方面，他的父亲汉景帝，为他提供了榜样。

汉初约法省刑，是鉴于暴秦之弊。历来被人骂作狠毒妇人的吕后，倒是按部就班地执行了这个方针，甚至还有所发展，像除三族罪、妖言令等，都是轻刑之举。以仁慈、节俭著称的汉文帝，虽然重申除孥率律等，但不久就族诛了新垣平。汉景帝不但冤杀了晁错，而且将其父母妻子皆弃市。相比之下，吕后对她的政敌倒是太仁慈了。

汉文帝发恻隐之心于一时，宣布除肉刑，将当割鼻的，改打三百板；当断左趾的，改打五百板子；三五百板打下去，血肉横飞，必然一命呜呼了。

更有甚者，当斩右趾之罪者竟改为弃市之刑。难怪班固指责文帝“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汉景帝也曾假惺惺地声言除宫刑，后来却又说什么“死罪欲腐者许之”,又恢复了宫刑。

不仅如此，汉景帝还大量任用酷吏，像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等人皆曾在景帝治下恣意专杀，而吕后当政时期的酷吏，上了《史记·酷吏列传》的，也只有一个。看起来，对“文景之治”某些方面的认识包括景帝其人，要重新检查一番才好。

前有车，后有辙，汉武帝有这样两个光辉榜样，难道不能照猫画虎吗?汉武帝鉴于张的“见知故纵”等或许是其内容之一。

汤自幼学习律令，善于体察圣意，命他同另一酷吏赵禹一起，共定律令，务在深文苛酷。《晋书·刑法志》言张汤定《越宫律》七篇，赵禹定《朝律》八篇。

这些律的内容如今已不可考。 《汉书·刑法志》所言所谓“见知放纵、监临部主之法”即官吏见或知人犯法而不举告，与犯法者同罪，所监临部主有罪，上级官吏要连坐； “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是向对贫苦人民故意罗织罪名的官吏实行宽缓之策，对那些轻易释放被认为是无罪的人的官吏，要处以诛杀之极刑。这不是明摆着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吗?从此用法愈苛酷。

这样的苛法竟然得到汉武帝的批准!纷纷扰扰的大千世界造就了多么奇特的精灵。汉武帝制定或继承下来的酷刑苛法，犹如一条条蠕动的蛇，被这样的酷吏们套到每一个臣民的脖颈上。而那些像木偶般蹦跳的酷吏，是在汉武帝的操纵下在历史的舞台上掀起腥风恶浪的。

在许多时候，汉武帝连酷吏也不用，他的嘴里喊着仁义道德，作出了网罗经学、文学之臣的架势，信誓旦旦地保证要任用他们，倚他们为国家的栋梁，又不时地和他们一起吟诗作赋，颇多缠绵婉转、曼妙动人之情，亦不乏沉郁苍凉、悲歌慷慨之气。

但是，即便是深受汉武帝所宠爱信任的大臣，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丝毫也不留情面。汲黯对汉武帝的严刑苛法和翻云覆雨的手腕心怀不满，质问他： “陛下访求贤才十分不易，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人才有限，而陛下的恣意诛杀却无止无休，臣担心天下的贤才如此下去将不复存在，陛下还能依赖谁治理天下呢?"

汲黯是一代名臣，汉武帝不敢轻易动他；又知其是一片忠心，笑着对汲黯说： “无论何时都有人才，只怕不能识别人才罢了。若能识别人才，何患无才可用!有才能而不肯一心报效国家，又与无才相同，不杀掉他还有什么用处!"

在以酷吏任法、恣意专杀这方面，汉武帝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对世人评说不屑一顾。汉景帝以轻刑为名，密织法网，骗得二千多年后的人还对他大唱颂歌，是因为他把虎画成了猫；汉武帝虽然也涂脂抹粉，乔装改扮，可是他得意忘形，一时心无旁骛，卖力地推行专制统治，将苛政描画得甚于虎狼。文雅的历史学家们称此为“阳儒德阴法”。

元朔三年(前126),汉武帝拜张汤为廷尉，掌司法平狱，审断郡国议定报请的疑罪。汉武帝正醉心缘饰儒术，提倡经学。当时董仲舒已致仕，汉武帝多次派张汤亲至董宅，动问天下得失。

董仲舒以万能的《春秋》为审案之依据，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提供给廷尉作决狱的标准。张汤受到启发，奏请武帝以博士弟子补廷尉史，附会《尚书》《春秋》经义治狱量刑。

所谓经义，集中体现了统治者的道德观念和统治意志，以此为标准而治狱，即是说可以抛开一切法律，随心动所欲地镇压臣民。对汉武帝说来，这真是一个曲尽其妙的发明，马上将其制度化。文雅的历史学家又称之为“以礼入法”。

故此， “阳儒阴法”的汉武帝没有将先秦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精神发扬光大，而是将儒家的“亲亲、尊尊”的血缘宗法观念同法家的以严刑峻法治民的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怪胎。它流溢着的是难言的血腥滋味，留给人们的是普遍的悲剧感受。

张汤是善于揣测圣意的能手，见武帝意欲宽释某人，张汤就交给平和的监吏审理；武帝意欲重罪某人，就交给苛酷的监吏审理。遇有疑难案件，一定先向武帝报告，并为之理清头绪缘由，待武帝首肯之后，再书于法令谳法挈令，以之为日后量刑的标准。

在审理淮南、衡山、江都三大谋反案中，又是张汤穷究党羽，任情专杀。他最痛恨的是地方豪强，必舞文巧低；对羸弱之民往往曲加回护。拜访诸公卿大僚不避寒暑，对那些故人子弟为吏者及其“穷兄弟”,也给予很多照应。

因此，张汤虽然用法深酷，仁义之声却传于朝中，与“阳儒阴法”的精神完全一致。

张汤越来越得武帝赏识，这个人将儒、法这一软一硬的两把刀子挥舞得那么纯熟，忠心耿耿、绞尽脑汁地为君上剪除异己，镇压黎民，在君上的周围架起了一道风雨不透的刀山。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提拔张汤做了御史大夫。

其时，北部边塞，长城内外，农业文明的保护者汉军，正同游牧文明的代表匈奴频繁地展开大战。在汉军的沉重打击下游牧文明的前沿开始崩溃，浑邪王率数万兵将投降汉朝。恰逢山东水、旱连年，人民流离失所，兴兵、安降、赈灾，要粮、要款、要车马，奏章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到京师。

汉武帝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就是想不出到哪儿搜刮这些钱去。张汤不愧是股肱之臣，给武帝出了一连串的好主意：请造白金及五铢钱，垄断盐铁，出告缗令，锄豪强兼并之家，巧底助法以行之。

汉武帝在张汤的帮助之下广开财路，大发利市。但是，这条“黄道”并非坦途。富商大贾、豪强大族纷纷反对，许多奸吏乘机枉法贪赃，侵渔获利。

汉武帝授意张汤严厉镇压。大司农颜异对造实际价值和名义价值相去甚远的皮币持反对意见，汉武帝很不痛快。颜异的宾客曾对颜异非议过武帝的这些措施，而颜异身为九卿，见措施中有不当之处，却不入朝阐述自己的意见，反而“腹诽”之。张汤察武帝颜色，就以这个罪名论定了颜异的死罪。

在此之后，中国就出现了“腹诽之法”。办案量刑，用不着什么证据，只消说你“腹诽”君主就足够横尸东市了。公卿大夫们因此人人自危，谄谀献媚之风大起。丞相公孙弘数次称赞张汤，对汉武帝更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只有敢作敢为、刚直誉满朝野的汲黯，仍对朝政横挑鼻子竖挑眼。尽管早被张汤和公孙弘排挤出朝，他还公开宣言： “御史大夫张汤，对皇帝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

汉武帝的雄图伟业，就是依靠张汤这样的酷史才得以开创的；那一大片一大片的腥红，是由他撑着酷束们的腰涂抹上去的，在专制的阳光下，倒也显得有些壮丽。张汤奏事，喋喋不休，汉武帝听得入迷，竟忘记了吃饭。丞相名存实亡；汉武帝处理内政外交，只听张汤一个人的。酷吏政治完全形成，君主专制坚若磐石，稳如泰山。汉武帝那五花八门的欲望，也一个接一个地实现着。他的伟业雄图济于事。起义队伍摧枯拉朽，更为如火如茶。

汉武帝使出撒手锏，一面派光禄大夫范昆以及张德，连同绣衣直指使者暴胜之、王贺等酷束领兵到各地捕杀起义农民；一面制定所谓“沉命法”,对敢藏匿起义农民者一律诛杀；对未发觉起义或虽然发觉而未能悉数捕杀之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吏，也一律诛之不赦。

关东荒凉的土地，像一片松弛无力的肌肤，在血泊中瑟瑟地颤抖着，逐渐板结，日复一日地干瘪下去。

酷吏和刽子手们攥着天子授予的屠刀，忽东忽西，到处砍杀，就像一团魔风邪火。起义农民惨遭屠戮，但他们理想的梦却永远不灭，沸腾的岩浆在他们心涌流。

血雨腥风之中，各郡国的统治秩序又得到了恢复和安定。汉武帝却越来越急躁了：自己已到晚年，须发一天白似一天，精神一日不如一日。养了那么多的奇异方术之士，赏给他们那么多金银财宝，几十年了，还是求不到一个神仙，摘不来一株长生药草。若不加紧寻仙访药，自己已时间无多。汉武帝决定亲自出马。

太始三年(前94)年初，六十三岁的天子急不可耐地赶到东海郡(山东郯城县北),意外地捉到一只红色的大雁，认为此乃大吉之兆，喜笑颜开地写了一首《朱雁之歌》,他认为这是寻仙访药能够心想事成的征兆，但船行大海上，举目顾时只见狂浪排空，一片茫然。汉武帝双手抓紧船舷，他竭力极目远眺已看花了那双昏黄的眼睛，口中千呼万唤，心中愁肠百结，仍不见仙人的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