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
秦始皇“焚书”,其后秦朝还颁布了"挟(藏)书者族”的法令，这给中国传统文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书籍是文化的主要载体，焚烧书籍、严禁藏书，知识、文化还如何传播与继承、发展。古老而悠久的中华文化传统面临着中断的危险。
针对这一形势，汉初开始搜求遗书，到汉武帝时达到**，形成制度。 “至秦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武帝)喟然而称曰： ‘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刘歆在《七略》中说： “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皇宫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皇宫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与此同时，汉中央设置写书之官。把收集来的遗书，抄写工整，妥为收藏、保存。
汉武帝时，中央政府各有关机构在大力搜求遗书，郡国等地方政府也争相搜求遗书。郡国搜求遗书成绩最大的有以下两位：一位是景帝之子、武帝之兄河间献王刘德，他“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
由于办法好，保护了献书者的利益，调动了献书者的积极性，所以“得书多，与汉朝等”。“献书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周礼》)、《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
另一位也是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其人“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官，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这次从孔府墙壁中得到的书有《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其中《古文尚书》比汉初伏生所传的《尚书》二十九篇多十六篇。孔子后人孔安国“悉得其书”,“以今文读之”。
这些郡国地方政府所得遗书，全通过种种途径献给了汉中央政府。例如，献王刘德来朝献雅乐；孔安国所得孔壁之书也献给了朝廷，因适逢“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后来刘向据其书，校欧阳、夏后尚书。
汉武帝收集的遗书主要有儒家经籍、诸子传记、史书及曲辞诗赋。另外，对各地上计的计书也妥为收藏。这就为古籍的整理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搜求、收藏遗书、上计的计书等资料，主要在下述三方面继承，发展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
促进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学术思想的发展。搜求、收藏遗书促进了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发展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孝经》,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颜芝子颜真献出，凡十八章。
后在孔壁中与《古文尚书》同出的古文《孝经》,经文与颜贞所献之书大致相似，但多出三章，后合并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作传。后刘向校经籍时又定为十八章。
再如《周官》(《周礼》),汉武帝时李氏得《周官》,献给河间献王，独缺冬官一篇，献王以千金求购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合成六篇奏上。
王莽时，刘歆开始为《周官》置博士，此后《周官》流行于世。《论语》汉初有齐、鲁两个本子，齐传二十二篇，鲁传二十篇。成帝时张禹删齐语两篇，依鲁语定为二十篇，号张侯论。
孔壁中也发现了古《论语》,与鲁语同，惟子张分为两篇，故为二十一篇，孔安国为之作传。东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古《论语》为之作注。
总之，武帝时搜求的遗书、经籍，对儒家经籍、诸子传记和《国语》等史书的保存、流传都有重大意义。
武帝置五经博士时所用的经书是用当时文字写的，叫今文经。鲁恭王在孔壁中发现的书和民间献书是用古籀文写的，叫古文经。此后，儒家经学就出现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对后世经学研究与发展有深刻影响。
对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历史资料的保存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载： “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这就是说，秦朝焚书时，各国的史记都被焚毁了，留下的独有秦记。而秦记又不载日月，且文字简略，所以损失无法弥补。
汉武帝时设置史官，收藏天下计书、史书，对史籍的保存和史学发展贡献巨大。战国后“陵夷衰乱，史官放绝，秦灭先王之典，遗制莫存，至汉武帝，始置太史令，命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时天下计书，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遗文古事，靡不毕臻。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按其后事，成一家之言。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公，嗣成其志”。
《隋书·经籍志二》反复强调了收藏天下计书对史学发展的重要性：“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善恶之事，靡不毕集。股肱辅弼之臣，扶义假党之士，皆有记录。”“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而史记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言相埒(等)。"
汉武帝时设立了专门史官，先后任司马谈父子为太史令。太史令的职能之一就是收藏各种典籍，如儒家经籍、诸子传记、史书、天文、历法、卜筮等书和天下计书。所以，《史记》虽是司马迁父子个人修的史书，但修《史记》的条件却是汉武帝给创造的。没有汉武帝创造的条件，《史记》是无法写成的。
《史记》的出现其意义重大。首先，《史记》不仅通过《本纪》《表》《世家》《列传》叙述了中国从五帝到汉武帝三千年的历史发展和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而且通过八《书》记载了中国礼仪、音乐、历法、天文、祭祀、兴修水利、经济等方面制度的演变及其功能。
读《史记》,中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兴衰荣辱、经验教训、发展变化尽收眼底。它在增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开拓智慧，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鼓励我们开拓未来的勇气、毅力方面，有不可代替的作用。
《史记》开创了我国又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如果说孔子编订“六经”和先秦诸子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一项巨大文化工程出现的话，那么《史记》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纪传体正史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的开始。《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书体例是中国所特有的，历代相沿，至今已有二十五史。
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奇观。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汉武帝时期，《史记》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学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因此，汉武帝搜求、收藏遗书和天下计书，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从汉初到汉武帝，搜求和收藏遗书、天下计书的活动成了汉代的一种传统。为利用这些书，就需要分类整理、校对、编订书目。成帝时因书颇散亡，又“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伎”。
每一书校完后，刘向都条其篇目，写出提要奏上。刘向死后，哀帝令其子刘歆继父业，总群书提要与目录，编为《七略》。所谓《七略》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汉书·艺文志》就是在删节《七略》的基础上写成的。
这是中国家藏书的第一部分类目录学著作。它的出现，对于书籍的收藏、利用和学术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书籍是文化的主要载体，秦朝焚书、严禁藏书，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断的严重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继承汉初搜求遗书的做法，建立了一套搜求、收藏遗书的制度，掀起了一个搜求遗书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无疑起了极为重要作用，对此我们应给予重视和积极评价。
汉武帝对礼、乐、诗、赋都很重视和倡导， “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这就是说，礼能使人区别贵贱等差，乐可以使人目标、感情一致。这有利于维护和协调封建等级制度中的亲疏贵贱尊卑的社会关系。
武帝倡导诗赋也有原因。他尊儒，儒家提倡诗教，《礼记·经解》:
“孔子曰：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又云： “不学诗，无以言。”
古代臣下谏君主，常弓用《诗》作谏词。 “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而采集民歌又可了解民间疾苦和政教得失。除这些原因之外，汉武帝倡导诗赋也与个人兴趣、爱好有关。在武帝倡导下，乐府歌诗和汉赋都得到了很大发展。
乐府歌诗的发展。中国古代掌管音乐歌舞的官署称“乐府”。这一官署制作、收集的乐舞歌词也称为乐府。乐府歌词作为一种诗歌体裁和乐府所采之诗均名之曰“乐府”。
秦代有乐府，汉初相沿。 "高祖过沛诗《王侯之章》(《大风歌》),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这是高帝时作的歌舞乐曲之一。
此外， “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 “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今夏侯宽备其萧管，更名曰《安世乐》”。说明高祖时乐府词曲有所创新，如高祖作《大风歌》,唐山夫人作《房中乐》。
其后，历惠帝、文帝、景帝三帝无所增改，只是让乐府研习旧一的曲词而已。这些材料也说明，乐府在汉武之前已存在，非武帝所创立。
虽然，乐府非武帝所创立，然而乐府在武帝时得到了空前发展。这从下列事实中可看出：
首先，增加了乐府演奏歌曲。汉代乐府中有三大演奏曲目，被称为三大乐府，其一是高祖时唐山夫人所作的《房中乐》十七章，其他两大乐府皆为武帝时所作。
这两大乐府一是《郊祀歌》十九章，《史记·乐书》载： “至今上(汉武帝)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作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第二大乐府曲目是《饶歌》二十二曲，又称之为《短萧饶歌》, “军中之所用也”。东汉明帝时定为乐，又称鼓吹， “胡乐也”,乃西汉时乐。
这些乐曲歌词，也是武帝时的作品，也反映武帝时的情况。如二十二曲中之一的《上之回》,其词曰： “上之回，所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游石关，望诸国，月支(氏)臣，匈奴服。令从百官疾驰骋，千秋万岁乐无穷。”这首歌诗创作“在武帝元封中”,此前于元鼎二年张骞通西域成功，元封元年武帝又遣使臣告单于要其巨服汉朝。这首诗是颂歌，不一定每句话当时都已变为现实，但表达了天子的行动一定要成功。
在增加曲目方面，由于张骞通西域后，西域的乐器胡笳、胡乐也传入中原，据说“张骞入西城传其法于西京，听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章),乘舆以为武乐”。这二十八解乐曲晋代以
后还留下十曲曲名，其曲名为“《黄鹤》《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扬》《望行人》”。
这些曲名与《郊祀歌》十九章、《饶歌》二十二曲的曲名各异。说明《新声曲》二十八解应是《郊祀歌》和《饶歌》以外的另一大曲目。
增加了乐舞、乐器。武帝之前郊祀不用乐舞，武帝时郊祀始用乐舞。“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 ‘民间祀尚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抵可得而礼。’或曰： ‘太帝(太一)使素女鼓五十弦，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空侯琴瑟自此始。”
这段记载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武帝之前郊祀太一、后土不用乐舞，从武帝开始郊祀太一、后土用了乐舞；二是为了郊祀太一、后土，革新乐器，因用五十弦的瑟太悲，所以创造了二十五弦的空侯琴瑟。瑟是一种拨弦乐器，形状似琴，据说春秋时已流行。
武帝以后二十五弦的瑟开始流行。空侯又名“箜篌”,也是一种拨弦乐器，据应劭《风俗通》说卧式空侯为武帝时乐人侯调始造。东汉时，有竖空侯，胡乐。有二十二弦，竖抱于怀，两手齐奏。此外，在张骞通西域后，胡笳等西域乐器也传入汉朝。
汉武帝定立了乐府收集民歌的“采诗夜诵”的制度。《汉书·礼乐志》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收集民歌。这是武帝在乐府制度方面的一次革新，这些民歌的词就是诗。这一制度制定后，各地的民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收集、整理。
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所载，就有二百六十篇，在地域上包括了今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和黄河流域的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内蒙河套地区、山东及河南、安徽等地。
汉武帝开创的政府机构收集整理民歌的活动，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从孔子编《诗经》,整理周代收集的民歌国风之后，历战国、秦没有人继续这一工作；汉武帝制定乐府“采诗夜诵”的制度，恢复、继承了对民歌的收集和整理。《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上述二百六十篇歌诗，就是一部西汉时期的国风。
其二，乐府这一活动，后来延续到了东汉、魏、晋、南北朝，一些知识分子也以乐府歌诗篇名作诗，促进了我国诗歌的发展。
乐府收集的诗歌继承了国风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
此外，乐府诗歌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了浓郁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开创了五言体诗，而柏梁台赋诗又使用了七言诗，这都对后来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汉赋是一种既有散文的章法格局，又有诗的节奏韵律，夸张铺陈，“体物写志”的文学形式。汉代，赋是发展得最兴盛、繁荣和最具艺术、时代特征的文学形式，如同“唐诗” “宋词” “元曲”一样具有时代特征。它能发展到如此程度，可以说与汉武帝的倡导是分不开的。
汉赋最有成就的作者是司马相如。景帝时司马相如曾任武骑常侍，客游梁时作《子虚赋》为其代表作之一。汉武帝非常爱好赋，读到《子虚赋》后说： “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其时管理猎犬的狗监，蜀人杨得意对武帝说，臣的同乡司马相如自言作此赋。于是汉武帝召见相如，相如表示有此事，并对武帝说： “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求为天子作游猎之赋。武帝令人给笔、札(薄小的木简),司马相如遂作《上林赋》。
在《上林赋》中，司马相如以精妙的构思、过人的想象力，张扬汉天子压倒一切的威严，取得了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最后又假借天子的言行说： “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垦辟，悉为农郊，以赡氓隶，陨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
汉武帝阅罢，极为高兴，遂封相如为郎，后又任命其为中郎将，出使西南夷使者。
汉初作赋有成就的要数枚乘，枚乘先为吴王濞郎中，后为梁孝王客。武帝当太子时就慕枚乘之名，即位后以安车蒲轮征召枚乘，枚乘年老，身体不好，死在半路上。
枚乘有庶子叫枚皋，曾为梁共王郎，后被诬陷遇罪，家室没人管，逃亡长安，遇大赦，上书北阙，自陈乃枚乘之子。武帝大喜，召其入宫，在殿中作赋，拜为郎。然枚皋不通经学，诙笑类同俳倡，好嫚戏，以此得武帝宠幸， “自悔类倡也”。
枚皋常充当武帝侍从，遍游全国各地。武帝有所感，就命他作赋。皋文才思敏捷， “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其赋可读者百二十篇，其他嫚戏不可读者尚有数十篇。司马相如作赋速度迟慢而质量高，枚皋自以为不如。武帝时被罗致在左右能作赋的还有东方朔。严助、吾丘寿王、婴齐、庄葱齐、臣说等人。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初八家之赋，即陆贾、朱建、赵幽王刘友、贾谊、庄忌、枚乘、淮南王刘安及其臣下宾客共一百二十七篇。据此可知，武帝时期的赋比西汉初期的赋多出了一百二篇。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
武帝时期的赋更加成熟而富于创造性，司马相如就是其代表。司马迁说司马相如的赋： “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武帝时期的赋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向前发展了一步。
汉武帝有改变当时“礼崩乐坏”的抱负，而且他在音乐、舞蹈、诗歌、赋诸方面都有着广泛的爱好。他在促进这些文化事业的发展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如他善于发现、使用人才，李延年“身及父母兄弟皆倡(歌舞艺人)也”,又“坐法腐刑”,武帝用他做协律都尉，发挥了他的特
长，他是那个时代的大音乐家、作曲家。武帝又让司马相如、枚皋等人作歌词，这就促进了诗歌的发展。
汉武帝爱好诗赋，他自己也是诗赋的作者。他作的诗赋分为两类：一类大气磅礴，意旨深远，如《史记·乐书》所载两首《天马歌》即其代表；另一类感情真挚，辞藻华美，《秋风辞》《悼李夫人赋》为其代表。武帝的这些作品，对诗赋的发展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汉武帝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通过搜求、收藏遗书推动了古籍整理、经学、史学等各方面的发展。同时，在他的组织、倡导下乐府曲词歌诗和汉赋得到了发展与繁荣。汉武帝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