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需要成本,时间也是一种成本,对时间的珍惜就是对成本的节约。
1894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马吉芬,毕业以后被中国北洋海军雇佣,1894年9月17日以“镇远”号铁甲舰舰长顾问的身份参加了甲午黄海海战。战斗中他英勇顽强,双目几乎失明,战后获得清朝政府赐予的花翎及三等第一宝星勋章。
马吉芬根据亲身参加海战的经历,于1895年撰写了《鸭绿江外的海战》一文,对这次中日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双方进行了分析,详细描述了双方的兵力、阵型、战况,真实记录了“定远”舰和“镇远”舰在日本联合舰队5艘军舰围攻中岿然不动、官兵毫无畏惧与日军奋战以及“济远”等军舰战斗不久即逃离的情况。
很多人以为清朝是被坚船利炮攻破的,但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当时的清朝也是同样的船坚炮利。
这次中日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引起了欧美海军界的强烈反响,也引起了马吉芬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校友马汉的注意。
马汉是近代著名的海军战略专家,被人誉为“海权之父”,他也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的高材生,马汉对甲午海战发表了极有见地的评论。
马汉根据自己的海权论的观点,对清政府所采取的被动海军战略提出了批评。
马汉认为,清政府当局限定北洋舰队固守渤海湾,不得越出山东半岛尖端的成山头到鸭绿江一线的指令,束缚了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手脚,剥夺了北洋海军战略上的主动权,同时违反了“最好的防御就是攻击”的原则。
在马汉看来,战场上的形势千变万化,本应该由身处第一线的指挥官根据战况决定采取适当的行动,但是北洋舰队的活动却由远在天津的李鸿章及驻在北京的军机处全权指挥,对此马汉感到不可思议:“陆海军必须在一般政略之下进行运动,此勿待言。政府要尽量避免掣肘,一任指挥官谋划。特别是下达特殊干涉的命令,更须彻底采取慎重态度。如果指挥官本人不足信任,则宜撤换。然远离战场之人不应争相指示战斗机宜。”其实,即使现代通讯发达,以至发展到网络化时代的地步,后方的上级机关也不可能真实全面地了解前方的战况,何况当时清朝政府?
中日甲午黄海海战,参战的北洋舰队军舰装备的大都是中、大口径火炮,射速迟缓;日联合舰队则恰好相反,火炮的口径不大,但是火炮数量多、射速快、单位时间内投射的炮弹数量大。怎样看待这一情况?对此马汉进行了认真分析。
马汉认为,军舰能搭载的重量有限,这个重量必须合理分配给舰内的作战、动力、防护等各个部分,舰炮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当时军舰上装备的火炮一般有两种,大口径炮可以直接摧毁敌军舰,但如果选择装备大口径炮则意味着装备的火炮数量少,炮弹少则意味着实际命中率低。
反之,中口径速射炮射速快,自身重量轻,装备的炮数就多,单位时间发射的炮弹数量就多,实际命中数量就多。
即使打不穿敌舰的重点防护部位,也会给对方的人员和士气造成极大的损伤和打击,最终可以通过杀伤人员来赢得海战的胜利。
马汉在评价中日两国海军采取的阵型和海战结果时指出,日本海军虽然击沉了几艘中国军舰,但并未能摧毁北洋海军的战斗主力,但黄海海战失利后,北洋海军却最终将制海权主动拱手让出,让人不可思议。
马汉得出结论说:“两国战争虽然已达到决定胜负的目的,但认为通过鸭绿江之战,日本就掌握了制海权,我不能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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