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有些病人缠绵病榻多年，感到苦不堪言，因此要求安乐死，如此也算是自杀吗？

其实，安乐死能否施行，现在是举世关心却又备受争议的问题。有些国家立法准许安乐死，有些国家抱持保留的态度，有些国家则断然否决。中国人的思想一向认为“上天有好生之德”，即使是一个垂死的病人，也只能尽量帮助他延续生命，怎么可以帮他提早结束生命呢？人把“生”看成是欢喜的、宝贵的，把“死”当作是悲哀的、不好的，因此惜生畏死，这是正常的心理。其实如果我们能重新认识生命的意义，重新调整对生死的观念，知道生未必是喜，死未必是悲，我想对安乐死的争议就会减少。

在台湾关于安乐死的问题，有一半人说可以，有一半人觉得不可以。赞成的人认为，当一个人被病魔折磨得不成人形，甚至成为植物人，活得很痛苦，你不让他死，活着的人看了都不忍心。而反对的人则说，上天都有好生之德，为什么要让一个生命提早死去呢？这是不道德的。只是反对或赞成安乐死都只是一句话，对于家有亲人长期卧病的人来说，往往一照顾就是几十年，其中艰辛绝非外人所能知晓。

大约40多年前，台湾中山女中有一个很优秀的学生叫王晓民，因为车祸成为植物人。当时台湾有很多的官员、卫道人士都不赞成让她安乐死，她的妈妈很可怜，一直陪伴女儿40多年，就为这么一个女儿奉献了一生。

其实，安乐死不是宗教、道德、法律所能解决的，只有爱他的人有权力决定，或是若当事人自己愿意担当后果，由当事人自己决定、负责。问题是谁可以证明这个人是完全爱他的呢？这又是个关系重大的问题。

台北有一名妇女很有钱，身体也很好，她的儿女却希望她早一点死，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早一点分得财产。本该最爱父母的儿女却希望健康的父母早一点死亡，这个爱的标准该从何界定？看来还是由最接近他的人成立一个委员会，推举最爱他的人来做最后的决定吧！实在说，要求安乐死的人必定很痛苦的，因此有人把死亡也看成是解脱。

至于安乐死到底算不算自杀，这也很难有定论。只是当一个人生不如死的时候，等于世缘已了，其实也不必再去借助插管、氧气筒等方法来延续，应该让生命回归自然。不过，有时候一个人即使重病弥留之际，能不能再生也是很难断言的。譬如在台北有一位赵老居士，经常往来于监狱，为身陷囹圄的犯人说法。多年前他不慎跌了一跤，脑震**，送到“三军总医院”，医生宣布回天乏术，将他送到太平间，认为不久于人世，但赵老居士至今仍然身体健朗，在台北各道场往来走动。

在战场上，一个负伤的将军怕被俘虏后受到屈辱，因此拿枪命令部下一枪把他打死，以保持自我的尊严。一个临终的病人，也希望在临终时保有生命的尊严。人健康的时候像英雄，有病了就像狗熊，甚至觉得病容难看，不希望被人看见，所以人死以后，家属都会用布幔、床单，把亡者覆盖，不希望给人看到死相。

有些病人知道自己的病已是药石罔效，他也不希望拖延时日，只盼早一点结束痛苦的生命，因此要求医生给他一针，以求得解脱。但这不是医生可以决定的，即使医生是出于慈悲、爱他、可怜他而给他一针，以帮助他解脱痛苦。纵使有这种想法，在法律上并没有立场，因此要由家属或将来立法，才能获得解决。可是，最爱他的人有权决定给予病人安乐死，这算不算杀生呢？

其实，佛教有种种法门与方便，而一切的法门与方便如果不能和大悲心相应的话，都是魔法。有时候一个坏人杀了许多好人，站在慈悲、维护公理和正义之下把这个坏人杀掉。杀了他之后，我有功，也有过，因为杀人终究要受罪业的果报，但相较之下，杀人的罪过比较轻，维护公理正义的积极功德是比较大的。

在佛经里，佛陀于因地修行时，曾为了救500个商人而杀了一个坏人，所以杀生有时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慈悲。例如，在国与国发生战争的时候，为了救国，他会挺身杀敌，或是为了慈悲救人，他也宁可自己担负业报而牺牲自己去杀生救人。所谓“有爱则可平于天下，无爱则家庭不和”，家属在爱与慈悲之下决定许多事情，就如大乘佛教里所说的“饶益有情”。

所以，对于安乐死我并不绝对否定它，也不断然肯定它。我们对于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本着爱心、慈悲心让它健康地存在，万一不得已而施以安乐死，如果确认是出于慈悲心，不忍病人、亲人受苦，也无可厚非，关键在于是否以慈悲心为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