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以方录(1 / 1)

【原文】

黄以方问:“‘博学于文’为随事学存此天理,然则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①,其说似不相合。”

先生曰:“《诗》《书》六艺皆是天理之发见,文字都包在其中,考之《诗》《书》六艺,皆所以学存此天理也,不特发见于事为者方为文耳。‘余力学文’,亦只‘博学于文’中事。”

或问“学而不思”②二句。

曰:“此亦有为而言,其实思即学也。学有所疑,便须思之。‘思而不学’者,盖有此等人,只悬空去思,要想出一个道理,却不在身心上实用其力,以学存此天理。思与学作两事做,故有‘罔’与‘殆’之病。其实思只是思其所学,原非两事也。”

【注释】

①《论语·学而》篇云:“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②《论语·为政》篇云:“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译文】

黄以方问:“先生主张‘博学于文,是依事去学存此天理’,然而,孔子讲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与先生的见解好像不一致。”

先生说:“《诗》《书》等‘六经’均是天理的显现,文字都包含在其中了。对《诗》《书》等‘六经’进行研究,均是为了学会存此天理,文并非仅表现在事上。‘有多余的精力去学文’,也包含在‘博学于文’中了。”

有人就“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请教先生。

先生说:“这句话也是有针对性地说的。其实,思考就是学习,学习有了疑问,就要去思考。‘学而不思’的大有人在,他们只是漫无边际地思考,希望思索出一个道理来,而并非在身心上着实用功以存此天理。把思和学当两件事来做,就存在‘罔’和‘殆’的弊端。说穿了,思也仅是思他所学的,并非两回事。”

【原文】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大学》之所谓‘身’,即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礼勿视,耳非礼勿听,口非礼勿言,四肢非礼勿动。要修这个身,身上如何用得功夫?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故欲修身在于体当自家心体,常令廓然大公,无有些子不正处。主宰一正,则发窍于目,自无非礼之视;发窍于耳,自无非礼之听;发窍于口与四肢,自无非礼之言、动;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

“然至善者,心之本体也,心之本体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体上何处用得功?必就心之发动处才可着力也。心之发动不能无不善,故须就此处着力,便是在诚意。如一念发在好善上,便实实落落去好善,一念发在恶恶上,便实实落落去恶恶,意之所发,既无不诚,则其本体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诚意。工夫到诚意,始有着落处。

“然诚意之本,又在于致知也。所谓人虽不知而已所独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处。然知得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不去做,则这个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得扩充到底,则善虽知好,不能着实好了,恶虽知恶,不能着实恶了,如何得意诚?故致知者,意诚之本也。

“然亦不是悬空的致知,致知在实事上格。如意在于为善,便就这件事上去为,意在于去恶,便就这件事上去不为。去恶固是格不正以归于正,为善则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归于正也。如此,则吾心良知无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极,而意之所发,好善去恶,无有不诚矣。诚意工夫实下手处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为尧、舜,正在此也。”

【译文】

先生说:“程、朱主张‘格物’就是‘格尽天下的事物’。天下事物如何能格尽?比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如今你如何去格?草木即便能格,又怎样让它来‘诚’自我的意呢?我认为‘格’就是‘正’,‘物’就是‘事’。《大学》中所谓的身,就是指人的耳、目、口、鼻及四肢。若想修身,就要做到:眼非礼勿视,耳非礼勿听,口非礼勿言,四肢非礼勿动。要修养这个身,功夫怎能用在身上呢?心是身的主宰。眼睛虽然能看,但让眼睛能看到的是心;耳朵虽然能听,但让耳朵能听到的是心;口与四肢虽然能言能动,但让口与四肢能言能动的是心。所以,要修身,就需到自己心体上去领悟,常保心体的廓然大公,没有丝毫不中正之处。身的主宰中正了,表现在眼睛上,就会不合于礼的不看;表现在耳朵上,就会不合于礼的不听;表现在口和四肢上,就会不合于礼的不言不行。这就是《大学》中的‘修身在于正心’。

“但是,至善是心的本体,心的本体如何会有不善?现在要正心,岂能在本体上用功呢?因此,就必须在心的发动处用功。心的发动,不可能无不善,所以,必须在此处用力,这就是在诚意。若一念发动在好善上,就切实地去好善;一念发动在厌恶恶行,就切实地去厌恶恶行。意所产生处既然无不诚,那么,本体如何会有不正的?所以,要正心就在于诚意。把功夫用在诚意上才算用到了地方。

“但是,诚意的根本表现在致知上。‘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这句话,就正是我心的良知所在。然而,如果知道善,但不遵从这个良知去做,知道不善,但不遵从这个良知不去做,那么,这个良知就被蒙蔽了,就不能致知了。我心中的良知既然不能完全扩充,即便知道好善,也不能切实去钟爱,即便知道憎恶,也不能切实地憎恨,又怎能做到诚意呢?所以,致知是诚意的根本所在。

“但是,并非凭空追求致知,它要在实事上探求。例如,意在行善上,就做这件事,意在除恶上,就不去做这件事。除恶,固然是摒弃不正以归于正。从善,就是不善的得到纠正了,也是摒弃不正以归于正。如此,我心的良知就不被私欲蒙蔽,可以达到极限,而意的产生,好善除恶,没有不诚的了。格物就是诚意功夫切实的下手处。格物若能如此,则人人皆可为。《孟子》上所谓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正是这个原因。”

【原文】

先生曰:“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与诸公知道。”

【译文】

先生说:“世人总认为对格物的阐释要以朱熹的观点为标准,他们又何尝切实运用了朱熹的观点?我确实真正地引用过。早些年时,我和一位姓钱的朋友探讨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现在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力量?我指着亭前的竹子,让他去格。他从早到晚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穷思极虑,第三天时,竟因过度劳累而卧床不起。当时,我认为他精力不足,自己去穷格,从早到晚仍不理解竹子的理,到了第七天,与他一样而卧床不起。因而我们共同慨叹,圣贤是做不成的,主要是因为没有圣贤那么大的力量去格物。后来我在贵州龙场待了三年,深有体会,此时才明白,天下之物本无什么可格的,格物的功夫只能在自身心上做。我坚信人人都可做圣人,于是就有了一种责任感。此番道理,应该让各位知晓。”

【原文】

门人有言,邵端峰论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洒扫应对之说。

先生曰:“洒扫应对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洒扫应对,就是致他这一点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长者,此亦是他良知处。故虽嬉戏中,见了先生长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师长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又曰:“我这里言格物,自童子以至圣人,皆是此等工夫。但圣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费力。如此格物,虽卖柴人亦是做得,虽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译文】

弟子中有人说,邵端峰主张小孩子不能格物,只能教导他们洒扫应对。

先生说:“洒扫应对本身就是一个物,由于小孩的良知只能到这个程度,所以教他洒扫应对,也就是致他的这一点良知了。又例如,小孩敬畏师长,这也是他的良知所在,因此,即使在嬉闹时看到了先生长者,他照样会作揖以表恭敬,这就是他能格物以至他尊敬师长的良知了。小孩子自然有他们的格物致知。”先生接着说:“我这里所谓的格物,自小孩子到大圣人,都是这样的功夫。但是,圣人格物就更为纯熟一些,毫不费力。如此格物,就是卖柴的人也能做到,自公卿大夫到皇上,也都能这样做。”

【原文】

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艰”二句为问。

先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①。”

【注释】

①二语见《书·说命》篇。

【译文】

有人怀疑知行合一之说,向先生请教“知之匪艰”两句。

先生说:“良知自然能知,本来很简单。只因不能致这个良知,因而就有了‘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说法。”

【原文】

门人问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学之’,又说个‘笃行之’,分明知行是两件。”

先生曰:“博学只是事事学存此天理,笃行只是学之不已之意。”

又问:“《易》‘学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①,此是如何?”

先生曰:“也是如此。事事去学存此天理,则此心更无放失时,故曰‘学以聚之’。然常常学存此天理,更无私欲间断,此即是此心不息处,故曰‘仁以行之’。”

又问:“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却是两个了。”

先生曰:“说‘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为私欲间断,便是‘仁不能守’。”

又问:“心即理之说,程子云‘在物为理’,如何谓心即理?”

先生曰:“在物为理,在字上当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则为理,如此心在事父则为孝,在事君则为忠之类。”先生因谓之曰:“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说个心即理是如何?只为世人分心与理为二,故便有许多病痛。如五霸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个私心,便不当理。人却说他做得当理,只心有未纯,往往悦慕其所为,要来外面做得好看,却与心全不相干。分心与理为二,其流至于伯道之伪而不自知。故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工夫,不去袭义于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

又问:“圣贤言语许多,如何却要打做一个?”

曰:“我不是要打做一个,如曰‘夫道一而已矣②。’又曰‘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天地圣人皆是一个,如何二得?”

【注释】

①二语见《书·说命》篇。

②孟子语。见《孟子·滕文公》篇。

【译文】

有弟子问:“知行如何能合一?例如,《中庸》上讲‘博学之’,又讲一个‘笃行之’,分明是把知行当两件事看。”

先生说:“博学仅是每件事学会存此天理,笃行仅是指学而不辍的意思。”

弟子又问:“《易传》中不仅说‘学以聚之’,又说‘仁以行之’,这是怎么回事?”

先生说:“也是这样。若每件事都去学会存此天理,则此心就没有放纵的时候,因此说‘学以聚之’。然而,经常去学存此天理,又无任何私欲使它间断,这就是此心的生生不息,因此说‘仁以行之’。”

又问:“《论语》中孔子曾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与行不就成为两件事了?”

先生说:“说‘及之’,就已经是行了。但不能常行不止,被私欲所阻隔,也就是‘仁不能守’。”

弟子又问:“先生主张心就是理,程颐认为‘在物为理’,怎么说心就是理呢?”

先生说:“‘在物为理’,‘在’字前面应添加一个‘心’字。这心在物上就是理。例如,这个心在侍父上就是孝、在事君上就是忠,等等。”先生因而对他说:“各位要知道我立论的宗旨,我现在说心就是理,其用意是什么呢?只因世人将心和理分开为二,所以就会出现许多弊端。比如五霸攻击夷狄,尊崇周王室,都是为了一个私心,因此就不合乎理,但人们说他们做得十分合理。这只是世人的心不够明净,对他们的行为往往羡慕,并且只求外表漂亮,与心毫无关系。把心和理分开为二,它的后果是,自己已陷入霸道虚伪还没觉察到。所以我认为心就是理。要让人们明白心和理只是一个,仅在心上做功夫,而不到心外去寻求,这才是王道的真谛,也是我立论的宗旨。”

弟子问:“圣人的言论不计其数,但反而说它只有一个,这是为什么?”

先生说:“并非我坚决把它说成一个,《孟子》上也说‘夫道,一而已矣’,《中庸》中也说‘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天地圣人都是一个,如何能分开为二呢?”

【原文】

“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

【译文】

先生说:“心并不是只指一块血肉,只要是有知觉处就是心。例如,耳目知道听与看,手脚知道痛与痒。这个知觉就是心。”

【原文】

以方问曰:“先生之说‘格物’,凡《中庸》之‘慎独’及‘集义’‘博约’等说,皆为‘格物’之事。”

先生曰:“非也。格物即慎独,即戒惧。至于‘集义’‘博约’,工夫只一般,不是以那数件都做‘格物’底事。”

【译文】

黄以方问:“先生的‘格物’观点,是不是把《中庸》中‘慎独’、《孟子》中‘集义’、《论语》中‘博约’等主张,一一看成格物了呢?”

先生说:“不是的。格物就是慎独、戒惧。至于集义和博约仅是普通的功夫,不能说它是格物的事情。”

【原文】

以方问“尊德性”①一条。

先生曰:“‘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静以‘尊德性’诲人,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问学’作两件。且如今讲习讨论下许多工夫,无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岂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问学,问学只是空空去问学,更与德性无关涉?如此,则不知今之所以讲习讨论者,更学何事!”

问“致广大”二句。

曰:“‘尽精微’即所以‘致广大’也,‘道中庸’所以‘极高明’也。盖心之本体自是广大底,人不能‘尽精微’,则便为私欲所蔽,有不胜其小者矣。故能细微曲折,无所不尽,则私意不足以蔽之,自无许多障碍遮隔处,如何广大不致?”

又问:“精微还是念虑之精微,事理之精微?”

曰:“念虑之精微,即事理之精微也。”

【注释】

①《中庸》云:“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译文】

黄以方就“尊德性”请教先生。

先生说:“‘道问学’就是为了‘尊德性’。朱熹认为:‘子静以尊德性来教诲人,我教人岂不是道问学的地方多了一些’,他的看法是把‘尊德性’与‘道问学’当两件事看。现在我们讲习讨论,下了不少功夫,只不过是要存养此心,使它不丧失德性罢了。‘尊德性’岂能空洞地尊,而不再去问学了呢?问学岂能空洞地去问,而与德性再无任何关系呢?若真是如此,我们今天的讲习讨论,就不知道究竟学的是什么东西!”

又向先生请教“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句话。

先生说:“‘尽精微’即为了‘致广大’,‘道中庸’即为了‘极高明’。因为心的本体原本广大,人若不能‘尽精微’,就会受私欲的蒙蔽,在细小处就战胜不了私欲。因此能在细微曲折的地方穷尽精微,私意就不能蒙蔽心的本体,自然不会有障碍和隔断,心体又怎能不达到广大呢?”

又问:“精微究竟是指念虑的精微,还是指事理的精微?”

先生说:“思想的精微就是事理的精微。”

【原文】

先生曰:“今之论性者,纷纷异同,皆是说性,非见性也。见性者无异同之可言矣。”

【译文】

先生说:“现在探讨人性的人,观点各有异同。他们全在说性,而并非去见性。见性的人根本无异同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