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爱问:“昨闻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觉功夫有用力处,但与朱子‘格物’之训,思之终不能合。”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爱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说,似亦见得大略。但朱子之训,其于《书》之‘精一’,《论语》之‘博约’,《孟子》之‘尽心知性’①,皆有所证据,以是未能释然。”
先生曰:“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旧闻,不求是当?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处,亦何尝苟从?‘精一’‘博约’‘尽心’本自与吾说吻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合附会,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约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说,此可一言而喻。‘尽心知性知天’②是‘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③。朱子错训‘格物’,只为倒看了此意,以‘尽心知性’为‘物格知至’④,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爱问:“‘尽心知性’何以为‘生知安行’?”
先生曰:“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⑤。‘存心’者,心有未尽也⑥。‘知天’如‘知州’‘知县’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与天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须是恭敬奉承,然后能无失,尚与天为二。此便是圣贤之别。至于夭寿不贰其心,乃是教学者一心为善,不可以穷通夭寿之故,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见得穷通寿夭有个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动心。‘事天’虽与天为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见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有个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学者无下手处。”
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得工夫须是如此;今闻此说,益无可疑。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
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诚无物’,《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
【注释】
①《书·大禹谟》有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舜所以命禹之语也。《论语·雍也》篇云:“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也夫。’”有《子罕》篇颜渊自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此处爱以为“博文”与“格物”同致。《孟子·尽心》篇云:“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此处爱以为比穷理而后尽乎此心之量,而穷理即所谓“格物”也。
②“尽心知性知天”,原为“知心知性知天”,为叶圣陶先生误记,实际应为“尽心知性知天”,这是儒家生命观的重要观点。——编者注
③《孟子·尽心》篇云(承前条所引):“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④朱熹注“尽其心者……”句尾云:“以《大学》之序言之,知性则格物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
⑤此语盖本《中庸》。《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⑥言必未尽而后有待乎存,既尽即无所用存也。
【译文】
徐爱说:“昨天听了先生‘止至善’的教诲,已经觉得功夫有着力的地方了。但思来想去,似乎与朱熹先生关于‘格物’的训导始终无法吻合。”
先生说:“‘格物’是‘止至善’的功夫,既然明白了‘至善’,也就明白‘格物’了。”
徐爱说:“昨天用先生的教诲,推论‘格物’的学说,似乎明白了大略要义。但朱熹先生的训导,有《尚书》中的‘精一’论、《论语》中的‘博约’论和孟子的‘尽心知性’为依据,因此还没能完全消除疑虑。”
先生说:“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省探寻自身。笃信圣人固然是正确的,然而比不上反省探求自身深切。现在既然没能完全消除疑虑,又怎能习惯性地轻信旧说,不探求正确的答案呢?就比如说朱熹先生也尊信程颐及其学说,但对于不符合自己想法的,什么时候又盲从过呢?‘精一’‘博约’‘尽心’这些学说,本来与我的学说是吻合的,只是你没有思考透彻。朱熹关于‘格物’的训诫,未免有些牵强附会,并不是‘格物’原本的要旨。追求‘精’是达到‘一’的功夫,广求学问是恪守礼法的功夫。你既然已经明白了‘知行合一’的学说,这些话我一说你应该就懂。‘知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的人能够做到的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的人能够做到的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的人能够做到的事。朱熹错解了‘格物’的学说,只是因为颠倒了这含义,把‘尽心知性’当成了‘物格致知’,要初学的人去做‘生知安行’的事,如何做得到呢?”
徐爱问:“‘尽心知性’怎么会是‘生知安行’的人才能够做到的呢?”
先生说:“人的本性是本心的主体,天理则是本性的源头,因此扩充天生的善心就是彻底发挥本性。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彻底发挥他的本性,才能认知天地的造化育成。‘存心’是因为心有未尽之处。知晓天性就像知州、知县的‘知’,是自己分内的事,已经与天性合而为一。侍奉天性,就像儿子侍奉父亲,臣子辅佐君主,必须恭敬侍奉才能没有过错,这样仍旧与天性分别是两个个体,这就是圣人和贤人的区别。至于‘夭折与长寿没有分别’这种本心,是教导为学者一心行善,不能因为生活和寿命的变化,就动摇行善之心,而只顾着去修身以待天命。至于生活和寿命的好坏长短,有天命在,我们也不必为此动摇心志。侍奉天性,虽然与天未能合而为一,但已经认知到了天性的存在,等待天命,就与从未见面却在此等候类似。这就是初学者立志的时候,要在困境中刻苦勤奋的原因。如今却颠倒了顺序,所以使得学者无从下手。”
徐爱说:“昨天听了先生的教诲,也隐约感到应该这样下功夫。现在又听了先生这番训诫,更没有疑惑的了。我昨晚思考,‘格物’的‘物’字,就是‘事’字,都是从本心上来说的。”
先生说:“是的。身体的主宰就是本心,心有所动便是意念,意念的本体就是良知,意念的表现就是格物。如果意念在于侍奉亲人,那么侍奉亲人就是在格物;意念在于侍奉君主,那么侍奉君主就是在格物;意念在于仁治百姓爱护万物,那么仁治百姓爱护万物就是在格物;意念在于视听言动,那么视听言动就是在格物。所以我说没有本心之外的天理,没有本心之外的格物。《中庸》说‘不诚心就没有万事万物’,《大学》‘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的功夫,都是指诚意。诚意的功夫,就是格物。”
【原文】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①,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
【注释】
①《孟子·离娄》篇:“孟子曰:‘……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格,正也。
【译文】
先生又说:“‘格物’就像孟子说的‘大人格君心’之中的‘格’,是消除本心中不正之念,来达到本体至善的意思。但意念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其中不正之念,来保全其纯正,也就是无时无处不追求天理,也就是穷尽天理。‘天理’就是‘光明正大的品德’,‘穷尽天理’就是‘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
【原文】
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侧隐。此便是‘良知’①,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注释】
①《孟子·尽心》篇云:“孟子曰:‘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译文】
先生又说:“良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具备良知。见到父母自然知道尽孝,见到兄长自然知道顺敬,见到小孩掉进井里,自然知道同情不忍。这就是良知,不必到心外去寻求。如果良知能发出来,没有私欲阻碍,就是所谓的‘充分生发同情不忍之心,仁慈之心就没有用尽的时候了’。然而对常人来说,不能完全摒除私欲的障碍,所以必须用‘致知’‘格物’的功夫,摒除私欲,恢复天理。这样心中的良知不再有私欲的障碍,才能得以发挥、流动开来,这就是致良知。能够致良知自然就能意诚了。”
【原文】
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
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①;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工夫。‘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
【注释】
①富贵、贫贱,患难、夷狄,语本《中庸》。《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译文】
徐爱问:“先生认为‘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我经过深思但仍没能明白,还请您开导解释。”
先生说:“‘礼’字就是‘理’字。‘理’表现出来,被人识见,就是‘文’。‘文’的内涵就是‘理’,本是同一种东西。‘约礼’是要使本心成为纯粹的天理。要使心纯粹成为天理,必须从天理表现的地方用功。例如,表现在侍奉亲人时,就要在侍奉亲人这件事上学习存养天理;表现在侍奉君主时,就要在侍奉君主这件事上学习存养天理;表现在身处富贵贫贱的境遇中时,就要在富贵贫贱的境遇中学习存养天理;表现在身处患难或外邦时,就要在身处患难或外邦这件事上学习存养天理。至于践行还是停止,开口还是沉默,都是如此,随时随地表现在行动上,都要在那上面学习存养天理。这就是‘博学之于文’,就是‘约礼’的功夫。广泛学习存养天理,就是为了求得至精的境界。遵守礼仪,就是为了求得天理的纯粹。”
【原文】
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①,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注释】
①朱熹《中庸章句·序》:“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道心即合乎天理之心,人心即私欲之心。——编者注
【译文】
徐爱问:“朱子说‘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根据先生‘精一’的训诫来推论,这句话似乎有弊病。”
先生说:“是的。本心只有一个,没有掺杂人的私欲时叫作道心,掺杂了人的私欲、伪欲叫作人心。人心能够达到纯正就是道心,道心失去纯正就是人心,本来并不是两颗心的区别。程颐先生认为人心就是私欲,道心就是天理。从这句话来分析,主旨实际是正确的。现在朱熹先生说‘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于道心’,这就是有两颗心了。天理和私欲不能并存,怎么能说天理为主宰,人欲听命于天理呢?”
【原文】
爱问文中子、韩退之①。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左讠右尧)(左讠右尧)②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③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④,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邱》《八索》⑤,一切**哇逸**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⑥,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